《我的恋人，是这个gj》

恶意生存。

看到贵州的新闻。

其实今年我经历过好几次转运。毕竟“应收尽收”、“凌晨转运”、“社会面清零”，这样的字眼切身发生过在四月份的上海，一遍一遍。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4月25日那一天，我所在的方舱晚上11点通知转运。就在大家麻木地开始收拾行李的时候，突然冲出一个歇斯底里的女孩，拿着手机一边录屏一边大声呼唤，她说11点，四五岁的小孩躺在那里，老人躺在那里，我们是人，你能不能尊重一下大家的生命。

我们在和医务人员沟通时，出来一个男生，他更沉静，对着那位负责转运的司机说，这是你的工作我理解，但在工作之外你是个人对不对。然后在工作之外，比工作更重要的是人的良心。

后来我知道这俩人是一对夫妻，他们发着高烧的孩子刚刚躺下，就收到了无缘无故深夜转运的通知。那时我距离他们一米，和他们一起做抗争。

在上海疫情中有过很多这样的瞬间。解封后我去北京出差，和一些媒体人聊，我们都认为上海人在疫情中体现出的市民和公民精神，灰暗墙壁里透出的良知之光，依然是这片土地上的天花板。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些时刻：

我们是长乐路339弄居民
反对无限制封城 人们正在死去
比工作更重要的是人的良心
不好意思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代
……

但我知道，有时候发声、反抗也是一种privilege. 在上海那两个月里凌晨驶过的转运车，一遍遍在后来无数城市里复制。但最让人难过和无力的是，“小地方的人，有着种与生俱来的卑微和脆弱，觉得自己不够懂，也不去过多追问。听话、顺从就是他们最大的本能。”

但这从来不是他们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