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家都依据着规则办事就可以获得一个好的结果，营造了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最不受益的又是谁？答案自然是负责拿好处给你办事的人。

台湾记者徐宗懋于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撤离的最后时刻头部受伤，命悬一线。一名素不相识的苏北木匠背着他辗转求医，医院血浆紧缺，护士为他献血。救护车难以通行，北京市民合力挪开路障。在他生死未卜时，一位广场学生把自己的日记放进了他的背包…..

不是非要矫情，世界第一运动，总是参与不进去，就仿佛跟世界隔了一扇门，只能呆呆地听那些门缝里传出来的声音。听完了，听够了，站起身来拍拍身上的灰尘，大声说一句：妈的，他们吃不起西瓜。

多兜baby：中考可是万千孩子的升学大关，命题组连基础人物生平都能搞错，真心离谱到家！一群专门搞出题的，本该层层核对、反复校验史实常识，结果连小学生科普常识都出错，多层审核环节集体“摆烂”，把关形同虚设。

“乐视审查指令”是中国视频平台乐视网内部流出的一批网络内容管控指令，时间跨度自2018年2月4日至2020年3月10日，目前公开收录共423条，由中国数字时代整理后存档。

我的观点一直没变：现有公开材料并不足以证明纸尿裤导致婴幼儿甲酰胺暴露，更不足以证明存在所谓“有毒纸尿裤”。最新这封公开信同样没有回应此前外界提出的关键问题，也没有公布能够证明检测可靠性的核心证据。

“警钟响起时，吹哨人鸣哨时，我首先要做的，不是去质疑你是不是官方的，是不是专业的，更不会说，你敲钟吹哨走调了，而是用长年累月那么多惨痛的教训换来的经验判断，选择跟你站在一起，选择优先信任你。”

纸尿裤风波的真问题是什么？当然是“国内婴幼儿纸尿裤是否安全可靠”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记者的调查只是揭开了一个盖子，至于真相如何，仍需要更完整的拼图，如国家有关部门的介入，如更多案例的出现。纸包不住火，如果产品真的存在问题，总有被曝光被揭…..

公众真正关心的，不应该是“这个记者是不是想出名”，也不应该是“某个品牌是不是被冤枉了”，更不应该是“这件事会不会影响行业稳定”。公众真正关心的只有一个问题：孩子体内的甲酰胺，到底从哪里来的？

记者这个行业，就是社会的预警器，记者的职业就是看到社会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公共事务民生安全的事情，起到的作用是预警，也就是说我们所理解的那个“吹哨人”概念。

虽然“躲猫猫案”已经过去约17年，但中国看守所内的人权状况却并没有改善。

我认为没有必要期待官方会推出什么有力的提振内需的政策，内需在目前的决策层中的优先级显然相当低。更严峻的是，内需问题和其它问题相冲突。

“国家”先于“法治”的结果，就是《大明王朝1566》里展现的那样，改稻为桑是一道圣旨、废除宰相是一道圣旨.....在“国家先于法治”的社会里，公权力是一头早熟的利维坦巨兽，民间没有任何一块独立于权力的法律自留地能够与之抗衡。

一个社会重要的是什么？文明也好，不文明也罢，一个社会的成功是普通人的体面，我曾经说过的那句话，今天再复述一遍。所有与你无关的繁华，都不值得你骄傲。

所以，“聚合送”真正面临的挑战不是怎么把一百份外卖装进一辆车里，而是要解决这100份外卖背后的风险和责任。毕竟平台只需要修改算法，但商家、骑手和用户却都有着各自的刚性诉求。

2020年，“人物”曾有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讲述了在强大的系统算法中，外卖骑手所面临的困境。六年过后，困住外卖骑手们的，除了系统，还有更多的外卖骑手。

8月13日之前，这枚商标还在异议期内。谁能异议、以什么理由异议，商标法有具体规则；但至少从程序上说，它还没有真正走到终点。公共词汇的公共性怎么被一点一点蚕食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任何一个异议决定里，而在制度本身。

15 个受害个体户拿着合同去找定远县公安局要钱。公安局的回复，只有一句话：“涉案合同系闫某艳私自制作并私盖公章，属个人诈骗行为，公安局无支付责任。”

中国数字时代回顾整理了国安部近三年的发文，发现境外势力的「触角」已经伸进了三十多个具体场景。我们把它们一股脑喂给了 AI，提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想彻底避开所有「境外势力」，做个无可挑剔的好公民，他或她应该长成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