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那一年的情绪像过山车一样，一时高涨，一时沮丧，但我尽量把握住自己，不间断自己手头的事情。我有个想法：天下滔滔，时局动乱，但自己要沉得住气，不能不断兴奋，荒疏了自己的学业。每一场运动都像一场大潮，把很多人卷进来，往往，海潮退去，满地不过一些瓦砾而已。

最初，我会认为社会发展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我们个人的追求要跟历史的发展相应，历史会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个人就往这个方向去推动历史的发展。但是历史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终极目标。历史会沿着意想不到的道路去发展。历史的远景我们看不清楚，不必投入太多的情绪。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要做的事情过多地跟历史的大趋势联系在一起。我们要把我们做的事情拉近到你大致看得明白的地方来。”

-陳嘉映 《走出唯一真理觀》

Muss es sein? Es muss sein!

新亞校歌

山巖巖，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靈。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十萬里，上下四方，俯仰錦繡。
五千載今來古往，一片光明，
十萬萬神明子孫，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
亂離中，流浪裏，餓我體膚勞我精。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
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Long-Distance Relationship: Complete Series – Louis CK" https://louisck.com/products/long-distance-relationship-complete-series

Lol

「真可愛」

可愛。說不清自己對情人的愛慕究竟是怎麼回事，

戀人只好用了這麼呆板的詞兒：「可愛！」

我一生中遇到過成千上萬個身體，並對其中數百個產生慾望；但我真正愛上的只有一個。

這一個向我點明了我自身慾望的特殊性。這一選擇，嚴格到只能保留唯一（非他/她不可），似乎構成了分析移情和戀愛移情之間的區別；前者具有普遍性，後者具有特殊性。

要在成千上萬個形像中發現我所喜愛的形象，就必須具備許多偶然因素，許多令人驚嘆的巧合（也許還要加上許多的追求、尋覓）。

這真是一個奇特的謎，我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我愛慕這一個？為什麼我苦苦地思念他？

我渴求的是整體（倩影、形態、神情）？或僅僅是某一局部？倘若是後一種，那麼在我所愛的情人身上，又是什麼東西最令人心醉？是什麼不起眼的小東西（也許小到難以置信）或是什麼微不足道的小事？是斷了一片指甲，崩了一顆牙，還是掉了一縷細髮？再不就是抽煙或閒聊時手指叉開的動作？對這種種細微末節，我憋不住想說：這多可愛！

可愛的意思就是：這是我喜愛的，也就是唯一的：「沒錯，這正是我喜歡的。」

然而，我愈是感覺到自身慾望的特殊性，我愈沒辦法表達清楚；目標的精確與名稱的飄忽相對應；慾望的特殊只能引起表述的模糊。語言上的這一失敗只留下了一個痕跡：「可愛」

（「可愛的」最恰切的譯該是拉丁文的" l'ipse "：是他，確實就是他。）

羅蘭巴特-《戀人絮語》

沈宣仁與紙藝

「附記:以下我稍從人生追求的角度說明一下摺紙這不甚普及的愛好。

摺紙（紙藝）於我，是一種對完美的追求。以一門手作而言，摺紙目標是將設計好的造型折疊得「恰到好處」。以一門藝術而言，摺紙追求的是創作美好的造型，一個有用、有趣，或單單只是耀眼的造型。一個真正美好的造型，是幾近完美，以致不可能在其上再作改進。一個完美的造型，是永恆理念最明晰的範例。

這理念一旦被發現並且妥帖地植入造型，則將永遠存在。縱使那體現此理念的紙張終將破滅，但只要有摺紙者及紙張，並以摺紙為樂及付諸實行，這理念便會一直存在。摺紙故而在日常平凡的生活中，給予了我們最接近完美的體驗。」

"做個自由人 —《政治哲學對話錄》序 | 周保松 | 立場新聞"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hilosophy/%E5%81%9A%E5%80%8B%E8%87%AA%E7%94%B1%E4%BA%BA-%E6%94%BF%E6%B2%BB%E5%93%B2%E5%AD%B8%E5%B0%8D%E8%A9%B1%E9%8C%84-%E5%BA%8F/

我從來沒奢望過改變制度，但我也甚少過度的悲觀。可是最近我卻陷入一種深深的自我懷疑之中。那多少和魯迅在《吶喊》序言中的一個故事有關。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裏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我的懷疑是這樣。當我說資本主義這樣不好那樣不濟的時候，當我教導學生要這樣批判那樣反省的時候，他們三年後，還是要離開中大這個「大觀園」，出去接受中環價值的洗禮。既然如此，我教得愈多，豈不愈令學生對制度愈不滿，愈感到不自由不自主而又無可奈何，愈不懂得在資本主義遊戲中成功和出人頭地？我鼓勵學生要努力走出柏拉圖筆下的洞穴，發見光明，但如果他們最終還是要回到洞穴，我這樣做豈非害了他們？

魯迅是如此安慰或說服自己的：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

魯迅是對的，但我實在沒有他的樂觀。

我為此困擾良久。在前不久有那麼的一夜，在新亞圖書館麗典室開完「犁典」讀書組後，我和本書另一位編者盧浩文在圓形廣場聊天。阿 Lu 是我三年級的一位學生。我抽著煙，告訴他我的不安。阿 Lu 想也沒想，有點激動的說：「怎麼可以這樣？我很享受這三年的讀書生活，它改變了我。即使出去工作會有痛苦有妥協，我最少知道生活還有其他可能性，最少懂得對生活作出反省。」

道理顯淺。但由阿 Lu 口中道來，我遂感到踏實。遂釋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