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在北京和几个朋友聚餐时，有位211大学的党委书记给老刘提出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似乎比俄罗斯人更怀念苏联？借着酒兴，老刘谈了三点看法，在座的人多表认同。事后细想，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琢磨的现象。现把那天所谈整理成文，与大家分享。

一个草根修车工，把人生一次次推向高风险边缘，最终闯出了一条路。张雪的经历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有人说他是一个野蛮生长的“疯子”，但在我看来，他更是一个极具冒险精神的纯粹企业家。

两天前，全红婵度过了自己19岁的生日——过去这一年，是她进入成年人世界的第一年。成年，意味着法律意义上的独立，她成为了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个人意义上，她成为了自己人生决策的主要承担者，为自己做选择，也为自己负责。

张雪峰的一生像一道自证的方程式，他是这个社会功利法则最虔诚的信徒，也是它最忠实的祭品。他确实帮助了一些人，更拿出了功利意义上的成果，所以讣告是体面的，叙事是温暖的，全网都在缅怀他。其实何必如此？

这场悲剧的背后，是当地长期的求学困境。村小撤并后，孩子们求学路拉长，最远达十余公里。没有正规校车，在外务工的家长只能将孩子托付给私人面包车。“哪怕知道危险，也没办法。”

“张雪峰猝然离世，是他个人及其家庭的大不幸。离开张雪峰这个‘精神奶嘴’，孩子们未来或有更多发展的可能性，能够活得更好、更有意义。”

如果有钱有权的人骑摩托车就不管，这是对普通人赤裸裸的歧视；后半句的意思是：如果摩托车（包括电摩）车主主要是普通人，即便政策不区分人，这也是一种歧视。

我现在的每一步都是如履薄冰，你不身在局中是不知道的，我为何从去年的十月份到今年一直宁愿在外，其实也是有着自己的逼仄，当你在家里写出一篇文章，很多敲门声就响起了，那么你自己会做何感想？

这个跨越32年的案件，像一把尺子，量出了中国追诉时效制度的尴尬：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的抢劫杀人案，追诉时效本为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七条第四项），却因嫌疑人“逃避侦查”突破了时限。当“有限追诉期”在实践中沦为“无限追诉期”，我们不得不追问：这究竟是正义的坚守，还是权力的任性？

过去一年，我们发现，公众号文章的留言被屏蔽得越来越快。有时读者留下很认真地思考，很快被删除，甚至我们还来不及看读者到底写了什么，只能看见后台显示“留言因涉嫌违规已不可见”。

在恩施山区的农村里，那些老人100多块的养老金，大部分成了身体维修的专项基金。几个月到信用社去取出几张纸币，立马上街买药。止痛药、胃药、任何药。

去年春天，京东强势开战，阿里空降入局，美团竭力应对，外卖大战在春天喧嚣开场。最初订单暴涨，让许多餐饮从业者欣喜。补贴退潮，流量骤降后，以为赶上风口的人们，等来满地狼藉。

当一个人被法律定义为“罪犯”之后，他是否还能拥有表达情感、讲述故事、甚至创造美的空间？

“死了么”的昙花一现，像极了此前流行的“熬夜险”“猝死险”——它们都是焦虑催生的一次性安慰剂，却没能真正解决独居救助的难题。

4月5日，笔者致电事发地附近多家商铺了解情况。店家称，其对伤人事件不知情，今日仍有警察在现场走访、巡逻。

你对左翼的定义是什么？是批评以色列的都是左翼？还是你看不惯的都是左翼呢？既然你这么讨论左翼，你肯定是右翼了，对不对？你就直说自己是内塔尼亚胡的支持者嘛，都实名上网了，有什么不好意思呢？

围绕张雪峰，无论生前还是身后，始终存在着激烈争议。争议之所以难以消散，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更深的问题：这一代中国人究竟在相信什么？张雪峰不只是提供信息，他也在构建一整套叙事——思考，或许就要从这套叙事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