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观点一直没变：现有公开材料并不足以证明纸尿裤导致婴幼儿甲酰胺暴露，更不足以证明存在所谓“有毒纸尿裤”。最新这封公开信同样没有回应此前外界提出的关键问题，也没有公布能够证明检测可靠性的核心证据。

“乐视审查指令”是中国视频平台乐视网内部流出的一批网络内容管控指令，时间跨度自2018年2月4日至2020年3月10日，目前公开收录共423条，由中国数字时代整理后存档。

“警钟响起时，吹哨人鸣哨时，我首先要做的，不是去质疑你是不是官方的，是不是专业的，更不会说，你敲钟吹哨走调了，而是用长年累月那么多惨痛的教训换来的经验判断，选择跟你站在一起，选择优先信任你。”

公众真正关心的，不应该是“这个记者是不是想出名”，也不应该是“某个品牌是不是被冤枉了”，更不应该是“这件事会不会影响行业稳定”。公众真正关心的只有一个问题：孩子体内的甲酰胺，到底从哪里来的？

记者这个行业，就是社会的预警器，记者的职业就是看到社会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公共事务民生安全的事情，起到的作用是预警，也就是说我们所理解的那个“吹哨人”概念。

纸尿裤风波的真问题是什么？当然是“国内婴幼儿纸尿裤是否安全可靠”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记者的调查只是揭开了一个盖子，至于真相如何，仍需要更完整的拼图，如国家有关部门的介入，如更多案例的出现。纸包不住火，如果产品真的存在问题，总有被曝光被揭露的那一天。

虽然“躲猫猫案”已经过去约17年，但中国看守所内的人权状况却并没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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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没有必要期待官方会推出什么有力的提振内需的政策，内需在目前的决策层中的优先级显然相当低。更严峻的是，内需问题和其它问题相冲突。

一个社会重要的是什么？文明也好，不文明也罢，一个社会的成功是普通人的体面，我曾经说过的那句话，今天再复述一遍。所有与你无关的繁华，都不值得你骄傲。

“国家”先于“法治”的结果，就是《大明王朝1566》里展现的那样，改稻为桑是一道圣旨、废除宰相是一道圣旨.....在“国家先于法治”的社会里，公权力是一头早熟的利维坦巨兽，民间没有任何一块独立于权力的法律自留地能够与之抗衡。

所以，“聚合送”真正面临的挑战不是怎么把一百份外卖装进一辆车里，而是要解决这100份外卖背后的风险和责任。毕竟平台只需要修改算法，但商家、骑手和用户却都有着各自的刚性诉求。

2020年，“人物”曾有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讲述了在强大的系统算法中，外卖骑手所面临的困境。六年过后，困住外卖骑手们的，除了系统，还有更多的外卖骑手。

8月13日之前，这枚商标还在异议期内。谁能异议、以什么理由异议，商标法有具体规则；但至少从程序上说，它还没有真正走到终点。公共词汇的公共性怎么被一点一点蚕食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任何一个异议决定里，而在制度本身。

15 个受害个体户拿着合同去找定远县公安局要钱。公安局的回复，只有一句话：“涉案合同系闫某艳私自制作并私盖公章，属个人诈骗行为，公安局无支付责任。”

中国数字时代回顾整理了国安部近三年的发文，发现境外势力的「触角」已经伸进了三十多个具体场景。我们把它们一股脑喂给了 AI，提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想彻底避开所有「境外势力」，做个无可挑剔的好公民，他或她应该长成什么样？

对劳动力的数量和素质，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也就是说，保障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教育权利，比之前任何一个时期都要重要。

新闻报道有正义感和使命感固然非常可贵，但最最重要的一点，永远是报道内容的真实与严谨，要客观全面地反映现实情况。

魏齐死前，不知有没有后悔，当初不应该听信须贾的话，没有任何证据，就瞎七八抓特务，把一个本想为魏国服务的人才，逼成了魏国头号大敌。

一批被称为“乐视审查指令”的中国网络内容管控内部档案近日公开。这批材料由中国数字时代整理后收入中国数字空间“真理馆”，时间从2017年3月2日至2020年3月10日，公开收录718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