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这东西，在咱们这块土地上，向来没个准谱。今天挂红光的，昨天可能就是“大毒草”；今天被小学生唱的，昨天能让人家破人亡。

如果‘地铁安检’真的是一条生死交关、容不得半点闪失的安全生命线，一家负责数千万人次出行的公共国企，会把如此核心的防线，完全交给流动性极高、月薪三四千元、甚至连用工合同都混乱不堪的外包临时工吗？

这种背调方式暗含的意义让她难以认同：这是在引导求职者，不要通过法律维权。劳动仲裁记录本身不进公开数据库，但背调人员会在访谈里问：“你跟上家公司没有产生过纠纷吗？”

“一东一西，两起事件，看似无关，却指向同一个追问：当司法权力可以随意压制监督者，当公权力失德行为被法律‘隐私化’保护，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还剩多少空间？”

时代多冤啊，她啥也没干。真正造山的、且有能力将山压到普通人头上的，都是些不可言说的脏东西。因为不可言说，只好栽赃“时代”。这种语言腐败可以理解。但得警惕，语言腐败玩多了，会有人真以为那些大山来自时代之灰。

太阳底下无新事，只要照片挂在城墙上，我们确实都是同一代人。

“可我们的教育又十余年如一日，将爱宏大事物灌输成年轻人精神上的必需品。于是，爱无能只好转化成恨有术，即通过做思想警察、监视友邻、仇恨陌生人来实现对宏大事物的所谓“爱”。这种爱很廉价，也很恶毒。”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30584.html

“我和火箭科学家说，你那火箭不行，燃料不好，我认为得烧柴，最好是烧煤，煤还得精选煤，水洗煤不行。但凡那个火箭专家正眼看我一下，他就输了。”

对于电影市场来说，《牛来》的走红可能是电影作为“叙事艺术”衰落的一个信号。换句话说，电影好不好看正在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成为“谈资”。

在缴费比例没有降低的情况，要夯实社保就是无视经济无视就业，是执行不下去的，硬要执行会出大问题的，搞不下去的事情就不要硬搞。

《牛来》能烂到火爆，是年轻人对现在电影市场充斥烂片的一次反击，是对电影市场不满的集中爆发。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刊文称，中国政府正在改变针对海外维吾尔人的跨国镇压方式，从直接威胁、骚扰和恐吓，转向以探亲、签证和家人出境等为条件的“跨国收编” (transnational co-optation)。

在当地的财政逻辑里，执法和创收已经被画上了等号。不是个别人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系统性的生存策略——当正经税收不够花的时候，权力就会开始「猎食」。对本地的非税收入和捕猎外省老板，都是这个逻辑。

一个行业里，大导演、大明星、大投资扎堆生产没人看的“巨制”，而一部“手搓”烂片却能让影院满座，这本身就是一个讽刺。有人说《牛来》是“劣币驱逐良币”。可如果“良币”动辄烧掉2亿拍出385万票房，那“良币”的定义是不是也该重新想想？这恐怕不是《牛来》的胜利。这是观众在用最荒诞的方式，表达最认真的不满。

在公共讨论中，很多人其实特别容易混淆两组概念：一个是 “文化意义上的批评” ，一个是 “政治意义上的封杀” 。你可以不喜欢一个东西，这很正常，因为大家都会有各自的价值判断与审美理念；但这并不代表这个东西就应当被封杀、被禁止、被消失。

“《牛来》不是喜剧片，但是它的存在本身，超越了最顶级的喜剧片，歪打正着，带来了极致的观影体验。这种体验，是由电影、shen查机制和观众共同无意识合作构建的。”

颇为吊诡的是，今天被人举报要“保护”的这首歌，六十年前正是一颗“大毒草”。六十年前整刘知侠，六十年后举报郭德纲，打法始终未变。从一句词里挖立场，用红色立场当棍子，以群众之名行围剿之实。

对于支出压力很大的骑手来说，放一大笔钱到社保池子里去，现在父母拿不着（零工大部分来自农村，农民养老金一个月只有两百多），未来自己能拿多少还不知道——这是明智的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