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的光阴，足以让一部鸿篇巨制从创作到出版，但被告人吴俊困在了河南信阳的司法系统里。家属的聊天记录里，充满了这种徒劳的拉锯。他们追问“取保和阅卷有什么关系”，强调“取保是程序性的”，但这些法律常识，在现实面前，显得脆弱而无力。40岁的吴俊，在看守所里又熬过了一个夏天。

因为以前做记者到处采访的缘故，我是吃过很多政府食堂的，包括农业部食堂、上海市政府机关食堂，广东多个区县的食堂，还有我们南方报业的食堂，不能说每个都做得特别好，但卫生、营养、平价且不难吃是全部都做到的。

家长可以拒绝西贝，但学生不能拒绝绿捷。一些同学提出不吃学校配送的午餐，就被要求必须提供医院开具的证明；一些同学说饭菜里有异味，但仍被要求至少吃一半才能倒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荒诞。

过去十年，是公知退场的十年，媒体人、法律人、专家学者、代表委员……很多人要么主动要么被动，从舆论场消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户揣着人民币，对着摄像机，横空出世。今时今日，还能与周小平卢克文胡锡进对冲的，也就户一人而已。他的功与过，皆在于此。

最近王健林和万达被限高，又突然取消限高，这件事具体的原因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截至目前，万达集团有10条被执行人信息，涉及金额合计约52.62亿元，以及47条股权冻结信息。限高只是这一系列财务问题当中的一个水花罢了。

一个历经风雨、破败不堪的老粮仓，总有老鼠进来偷食，农场主不想费时费力查漏补缺，也不想承担风险推倒重建，只能一天到晚废寝忘食的盯着，有一只抓一只，如果硕鼠越来越多，分身乏术，那就索性花钱养几只猫。老鼠是抓住了，粮食也保住了，但漏洞不修补，粮仓不重建，只会有抓不完的老鼠。农场主看似重视，实则是回避，看似积极，实则是懒惰。

中国养老金体系奉行的“按比例增长”原则，导致体制内外、城乡之间的养老金差异日益扩大。体制内退休金的异常增长，不仅加剧了财政负担，也加深了代际和社会不公。

极端民族主义这种野火你不赶紧扑灭，到时烧到哪里只怕是你也控制不了的。

有些网友啊，明明自己的工作干得很辛苦收入也不高，平日里各种吐槽，但一说到“K签”，似乎自己的这份工作又成了全球群众羡慕的香馍馍，这算是精神分裂吗？

相比之下实物黄金的交易磨损只有2-4%，etf的话不到0.1%。

三位曾用笔改写过无数人命运的记者，在这一年，呈现出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切面。

两千多年王朝兴替，基本都逃不了“以谔谔之士始，以诺诺之士终”的怪圈。推翻旧王朝时，上下一心，谔谔者得重用；新王朝建立之后，权威开始不能冒犯，渐渐的，诺诺者如鱼得水，谔谔者如履薄冰。

2003年，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浮出水面，随后尝试公开化和合法登记；然而2014年起，随着“宗教中国化”政策逐渐落地，大量家庭教会重遭驱赶和取缔，被迫退回原子化、小组化和地下状态。面对持续的高压，他们以“非暴力不服从”方式续写着信仰抗命的传统。

绝大部分外卖员的核心诉求不是社保，而是单价不能一降再降。此外，骑手和平台缺乏对等的谈判地位......

突然发现留守儿童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父母在外地找不到工作，都回家了。这样，留守儿童自然就不存在了。

变化悄无声息，媒体与调查记者的生存空间越发逼仄，王克勤不得不淡出新闻界。一同终结的，还有他的教学生涯。王克勤曾是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新闻系硕士导师，随后不得不离开讲台。

我真诚地希望能有朋友，愿意将您闲置的、或愿意为我新注册的公众号，交给我来运营。让它成为一个新的阵地，让更多本不该被淹没的声音，能被听见。我所能回报的，是我的承诺：尽我所能，去书写那些值得被看见的人与事，让更多微弱但坚韧的声音，能在留下它们应有的回响。

把自己作为人类社会公民里最重要的私人信息做成表格，以传单的方式曝光给全世界，变成一个不朽的“透明人”。歪脑出品的《墙裂推荐》栏目带你欣赏邓玉峰的隐私三部曲，和他对大数据监控时代人类社会的启示。

2015年7月9日，中国政府开始在23个省份对人权律师和维权公民展开大规模抓捕，近300人遭带走、传唤、或失联，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的王全璋就是被捕律师之一。如今，709事件已整整十年。自2020年出狱，人权律师王全璋的生活一直充满临时感。从北京到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5年内，一家人已经搬了六次家。

它的开业日期被早早地公之于众，成了一个必须兑现的军令状 。 这就带来了一个致命的冲突：政治时间和物理时间的冲突。当一个项目被赋予了太多的象征意义，当“按时剪彩”的重要性压倒一切时，“让市民早点进来”就可能悄悄替换掉“让市民安全地进来”。这股刺鼻的味道，就是这种“速度压倒一切”的逻辑下，最诚实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