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经风雨、破败不堪的老粮仓，总有老鼠进来偷食，农场主不想费时费力查漏补缺，也不想承担风险推倒重建，只能一天到晚废寝忘食的盯着，有一只抓一只，如果硕鼠越来越多，分身乏术，那就索性花钱养几只猫。老鼠是抓住了，粮食也保住了，但漏洞不修补，粮仓不重建，只会有抓不完的老鼠。农场主看似重视，实则是回避，看似积极，实则是懒惰。

中国养老金体系奉行的“按比例增长”原则，导致体制内外、城乡之间的养老金差异日益扩大。体制内退休金的异常增长，不仅加剧了财政负担，也加深了代际和社会不公。

极端民族主义这种野火你不赶紧扑灭，到时烧到哪里只怕是你也控制不了的。

有些网友啊，明明自己的工作干得很辛苦收入也不高，平日里各种吐槽，但一说到“K签”，似乎自己的这份工作又成了全球群众羡慕的香馍馍，这算是精神分裂吗？

相比之下实物黄金的交易磨损只有2-4%，etf的话不到0.1%。

三位曾用笔改写过无数人命运的记者，在这一年，呈现出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切面。

两千多年王朝兴替，基本都逃不了“以谔谔之士始，以诺诺之士终”的怪圈。推翻旧王朝时，上下一心，谔谔者得重用；新王朝建立之后，权威开始不能冒犯，渐渐的，诺诺者如鱼得水，谔谔者如履薄冰。

2003年，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浮出水面，随后尝试公开化和合法登记；然而2014年起，随着“宗教中国化”政策逐渐落地，大量家庭教会重遭驱赶和取缔，被迫退回原子化、小组化和地下状态。面对持续的高压，他们以“非暴力不服从”方式续写着信仰抗命的传统。

绝大部分外卖员的核心诉求不是社保，而是单价不能一降再降。此外，骑手和平台缺乏对等的谈判地位......

突然发现留守儿童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父母在外地找不到工作，都回家了。这样，留守儿童自然就不存在了。

变化悄无声息，媒体与调查记者的生存空间越发逼仄，王克勤不得不淡出新闻界。一同终结的，还有他的教学生涯。王克勤曾是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新闻系硕士导师，随后不得不离开讲台。

我真诚地希望能有朋友，愿意将您闲置的、或愿意为我新注册的公众号，交给我来运营。让它成为一个新的阵地，让更多本不该被淹没的声音，能被听见。我所能回报的，是我的承诺：尽我所能，去书写那些值得被看见的人与事，让更多微弱但坚韧的声音，能在留下它们应有的回响。

把自己作为人类社会公民里最重要的私人信息做成表格，以传单的方式曝光给全世界，变成一个不朽的“透明人”。歪脑出品的《墙裂推荐》栏目带你欣赏邓玉峰的隐私三部曲，和他对大数据监控时代人类社会的启示。

2015年7月9日，中国政府开始在23个省份对人权律师和维权公民展开大规模抓捕，近300人遭带走、传唤、或失联，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的王全璋就是被捕律师之一。如今，709事件已整整十年。自2020年出狱，人权律师王全璋的生活一直充满临时感。从北京到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5年内，一家人已经搬了六次家。

它的开业日期被早早地公之于众，成了一个必须兑现的军令状 。 这就带来了一个致命的冲突：政治时间和物理时间的冲突。当一个项目被赋予了太多的象征意义，当“按时剪彩”的重要性压倒一切时，“让市民早点进来”就可能悄悄替换掉“让市民安全地进来”。这股刺鼻的味道，就是这种“速度压倒一切”的逻辑下，最诚实的产物。

独立媒体“低音”和“新新闻”近日联合发表文章《张雅笛友人：她是个真诚、温和的人》,讲述了近期因参与“华语青年挺藏会”工作，而在回国时被当局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刑事拘留的22岁青年张雅笛的故事。

我总觉得，政策推进至少得有个合理的先后顺序吧？可现在的情况是，不管大家当下的处境难不难，只一个劲儿说 “为你未来着想”，这逻辑根本站不住脚。这么搞下去，其实是在一点点消耗政策本身的公信力。

“老登商业模式”就是如此，它的内在逻辑、它对政商关系的理解，它的路径依赖，都注定会让老登面对艰难。当年的初代企业罕有“善终”，有人归结为原罪，但原罪本身就是老登思维的结果。后来的企业家们也一样，他们能够从老登思维里得到多少，也就能失去多少。

社会不能永远靠“草根逆袭”的个案安慰自己。真正的进步，是让这两亿人不用活在财务的脆弱边缘，而是拥有真正的自信和尊严。

选择权在领导手里，资本就会去巴结领导，而选择权在学生手上，资本就会去讨好学生。自然饭菜的质量就好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