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母不会因咒骂沉没，导弹不会因欢呼拐弯。美伊战火终会熄灭，但愚昧的种子已被精心保存。下一次，只要有合适由头，同样的闹剧还会换件新衣上演——总有人需要情绪麻醉，总有人靠着贩卖麻醉剂谋生，他们收割愚蠢、煽动情绪，毫无底线。

多少年来，有人在路上倒下了，大家第一个念头不是扶，而是看看周围有没有摄像头。现在进化了。人倒下了，有人扶了，扶的人也倒下了。然后来了一群穿制服的人，不看倒下的人，看站着的人——那个抱着遗像哭的老头，他站的位置不对。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荒诞：它不阻止你去死，但它阻止别人追问你为什么死。这样杀死勇敢的方式不是禁止勇敢，而是在勇敢的人死后，把他父亲讨说法算作违法。英雄可以有，但不能有编制；牺牲可以有，但不能有名分；悲痛可以有，但不能有声音。

美伊战争的本质，从一开始就不是领土争夺，也不是某一处军事设施的得失，而是一个政权对“生存”的绝对焦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当前的首要任务只有三个字：活下去。在这种背景下，德黑兰的战略逻辑变得非常清晰：既然在常规军事力量上无法与美以匹敌，那么就必须把战场扩大、把成本外溢、把代价转嫁......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提出将70岁以上农民基础养老金从每月约100元提高至500元的建议，引发全网热议。这个建议扎进了无数中国农民的命运里。他们用双手喂饱了十几亿人，却在暮年时，每月只能领到微薄的基础养老金，不够生活，更不够填补子女外出后空荡荡的家。

为什么到了“国家农民”这里，就要“对折”？我当然想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应该一视同仁，但是考虑到国人缺乏宪法观念，可能接受不了，于是给宪法打了个对折。

“只要伊朗人在，伊朗就在”，我又想起了那个车里小姑娘说的话。

灵活就业人员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底已达约2.4亿人，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显著比例，但社会保障覆盖不足、收入不稳定等问题依然突出。

“从群里出现"罢工"两个字，到河南浙江的派出所深夜传唤骑手家属，这中间的响应速度比大多数国家的报警还快。”

任何平台规则的制定和执行，都应遵循：合法性（有据可依）、可预见性（规则明确）、透明度（过程公开）、比例原则（手段与目的相称），用户公约不应是模糊的“口袋条款”，而应有清晰的界定和申诉机制。无论是封禁还是解禁，都不能如此儿戏。

近年来，关于提高农民养老金的议题，在经历了多年的呼吁与酝酿后，在政策和社会共识层面其实都已无太大争议。关键问题，也早已从“要不要涨”，升级为到底涨多少、怎么涨、能不能涨得再快一些。卢庆国的建议，就是一个很有参考性的呼吁。

实习生为这个高速运转的系统提供了大量的燃料，但转正名额随时可能消失，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没能如愿成为系统的一部分。努力、判断、运气、结构，每一项都可能成为变量。系统永远年轻，永远有人正年轻。

伊朗战争到今天，我没有看到有海外的伊朗人回国参加战斗保卫国家的，反倒是网上都是伊朗人的戏谑，甚至在国外的一些伊朗人都在庆祝。更不要说将武器发放给民众了！

国家有规定，但县里有群。全国人大立法要走三审，《劳动法》写了三十年，《刑法》修了九次，但在江西泰和县，老板在群里发一条消息，一个工人就能从整个县的用工市场上消失。

他的一生短暂却如一道闪电，划破了那个黑暗年代的思想沉寂。他留下的《出身论》，不仅是一篇文章，更是一次对不公制度的勇敢挑战。半个世纪过去了，遇罗克的名字早已从“反革命分子”被重新定义为“思想的先驱”，但令人悲哀的是，他所批判的“血统论”幽灵，却以另一种形式——体制内的“近亲繁殖”——在今日的社会肌体中悄然复活。

拿着近19万年薪的苏州地铁综合管理办公室（数字化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职责，就包括处理网上的市民建议。而在我提出相关建议之后，他们将我账号全网拉黑。

小红书某哲学专业网友发帖，吐槽论文修改压力，提出「创立一本《Rubbish》期刊，收纳自己的半成品论文」的创意，该想法获得大量硕博群体的共鸣，但迅速又被封禁。

“ 上一天班最少要卖三张卡，达不到 KPI 的话要在工作群里写检讨。‘ 检讨 ’ 用官方的话说是 ‘ 行动计划 ’，员工要把自己没推出卡的原因、改进目标和改进方案都写下来”。” 一位在福建山姆某门店干了两个多月的兼职员工表示。

3月6日晚上至3月7日凌晨，中国多家关注性别平等的机构与个人的微信公众号突然集中遭遇封禁或限制。截至目前无论是国家网信办还是平台方，都尚未公开发布与此次封禁相关的专项治理公告。

我甚至有可能是你关注的、还在进行社会事件追踪的账号里，最温和的一个了。但饶是这样，账号还是被封了。我一味地退让，小心翼翼，面对红线的收缩也还是没有办法。

“如果受到不公的对待，一定不要放弃，要为自己鸣不平。不能任人欺压。同时，也要努力发现可以团结的朋友。只有拥有更多的朋友，有更多人理解我们，我们才能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