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表演，不是一小撮人的生存策略，而是伊朗的深层困境。他们不相信自己在伊朗设置的教育体系，不相信自己在伊朗建立的医疗系统，也不相信自己在伊朗打造的生活环境，他们自己都对伊朗没有信心，又如何要求普通民众充满信心？

“他们对我文章大肆进行毫无理由的下架、屏蔽。我一共是发表了147篇内容。但是大家在我主页上能看到多少篇？答案是36篇。”

既然要谈，就不能只谈农民，得一起谈：农民拿几百块就要问“贡献”，拿几千上万的反而不用问，没这个道理。本文略论一下农民、工人和体制内六十年来的“贡献”，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积累实习经验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实习转正的机会，即使拿到了offer也要提前入职实习，整个学生阶段都被实习覆盖，我们究竟是来上学的，还是来上班的？

又一位规培医学生选择了结自己的生命。其背后是更广泛的年轻医生群体在超负荷工作、极低待遇、等级压制与职业信念动摇中的共同困境。

近些年，中学生遭受黄谣攻击的现象屡见于媒体，社交平台上也能看到很多学生的相关求助。不少中学老师感觉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校园黄谣的传播范围在逐渐扩大，造成的伤害也愈发严重。

李道国最为人知晓的身份是知名毛派政经评论网站“乌有之乡”的主编，为替辉县市储备窑村村民维权，他自学法律，4月初刚刚取得实习律师证。他的理想主义在维权中经历着基层法治水位的冲击，他选择“尊重这个牢笼的规则”，却不想走进了一个真实的牢笼。

有研究称，近六成老年人面临不同程度的身体疼痛。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人生必修课，他们都成了最用功的学生。

我们希望能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享受阳光，但我们需要先种下那片草地。

在外打工了17年，2012年春天，因为女儿无法留在上海参加高考，我回到老家贵州务川县城创业。这一年我48岁。相对于上海，回到老家我反而成了“外地人”，买双拖鞋都打听了好多人。

从历史的尺度看，外资科技企业在华工程中心的收缩并非孤立事件。区别在于，红帽中国裁撤的，是参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工程师。他们的离开，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段技术输出关系的终结。

很多平台都存在这样一种机制：你的评论明明显示“已成功发布”，自己也看得见，可除了你之外，谁都看不到。这并非系统漏洞，而是精心设计的规则。

在东北，体制内外越来越泾渭分明了。原来还有互相流动、转岗。甚至互婚也是正常的。近十几年，逐渐地，上述现象己基本绝迹了。二者隐隐已是两个世界。

也可以很自私地说，我的出发点不是为了社会公义，而是让自己觉得有用，那后来发现，《新新闻》确实为同温层、公民社会付出一点东西，那这样就好了。

2026年1月，刘明的债务开始大规模逾期。房子、车子早已抵押出去，手里没剩什么资产，仅靠着那点收入，怎么还清债务？在夜里，他辗转思索过很多次：两次创业后，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

父母的生活语境和我们并不相同，ta们可能需要很多时间来理解多元性别身份的意义，再到接纳和支持。重要的是让父母看到虽然你是少数，但你其实也可以活下去，并且活得还可以。

很多观念的背后不是因为有道理，而是因为有权势，不是“谁弱谁有理”，而是“谁强谁有理”。我明白这个现实，但别人有权势，我有道理，当然要讲道理。不能占了便宜还卖乖，还要站到道德高地上对被损害者指指点点，试问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

“我感觉我什么都不是，我整个青春和未来，都握在三个人手里：哈梅内伊、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

是不是说，只要披上了那层宏大的外衣，一切都是畅通无阻的？真实的，批评的，即便是好的，也要被踩碎在尘埃之中？

“老百姓看病应该多留个心眼”，这么一句话就突然上热搜了。据说是一位法医从工作经验中得出的结论，临床诊断和尸检结果往往存在离谱的差异，“约11%非正常死亡与医疗诊断偏差相关，儿童、老人更易受害”。看的人背脊发凉。时代在进步，医疗在退步？这句话，说出来都觉得荒诞，但数字摆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