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打工了17年，2012年春天，因为女儿无法留在上海参加高考，我回到老家贵州务川县城创业。这一年我48岁。相对于上海，回到老家我反而成了“外地人”，买双拖鞋都打听了好多人。

从历史的尺度看，外资科技企业在华工程中心的收缩并非孤立事件。区别在于，红帽中国裁撤的，是参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工程师。他们的离开，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段技术输出关系的终结。

很多平台都存在这样一种机制：你的评论明明显示“已成功发布”，自己也看得见，可除了你之外，谁都看不到。这并非系统漏洞，而是精心设计的规则。

在东北，体制内外越来越泾渭分明了。原来还有互相流动、转岗。甚至互婚也是正常的。近十几年，逐渐地，上述现象己基本绝迹了。二者隐隐已是两个世界。

也可以很自私地说，我的出发点不是为了社会公义，而是让自己觉得有用，那后来发现，《新新闻》确实为同温层、公民社会付出一点东西，那这样就好了。

2026年1月，刘明的债务开始大规模逾期。房子、车子早已抵押出去，手里没剩什么资产，仅靠着那点收入，怎么还清债务？在夜里，他辗转思索过很多次：两次创业后，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

父母的生活语境和我们并不相同，ta们可能需要很多时间来理解多元性别身份的意义，再到接纳和支持。重要的是让父母看到虽然你是少数，但你其实也可以活下去，并且活得还可以。

很多观念的背后不是因为有道理，而是因为有权势，不是“谁弱谁有理”，而是“谁强谁有理”。我明白这个现实，但别人有权势，我有道理，当然要讲道理。不能占了便宜还卖乖，还要站到道德高地上对被损害者指指点点，试问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

“我感觉我什么都不是，我整个青春和未来，都握在三个人手里：哈梅内伊、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

是不是说，只要披上了那层宏大的外衣，一切都是畅通无阻的？真实的，批评的，即便是好的，也要被踩碎在尘埃之中？

“老百姓看病应该多留个心眼”，这么一句话就突然上热搜了。据说是一位法医从工作经验中得出的结论，临床诊断和尸检结果往往存在离谱的差异，“约11%非正常死亡与医疗诊断偏差相关，儿童、老人更易受害”。看的人背脊发凉。时代在进步，医疗在退步？这句话，说出来都觉得荒诞，但数字摆在那里。

1889年4月，一个叫荒尾精的日本军人，向日本参谋本部递交了乐善堂间谍们的第一份重要成果：有关中国大势的分析报告——《复命书》。这份报告认为，清国的“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而中日两国“唇齿相保、辅车相依”，在列强虎视眈眈下，清国一旦不保，日本势将进退维谷。因此，“清国之忧即日本之忧也”，日本要先发制人。

下班路上，许久未联系的余悦突然打来电话，问我手里目前有没有闲钱，先借她一点。“十万八万的，都行，不过丑话说前面，这钱我得慢慢还。”电话那头的她语气故作轻松。“干什么用？”我问。“买房，北京的。”她说完顿了一下，“昌平地铁站边上的，已经看好了。”“好家伙，真够厉害的，还差多少？”我问她。“七十万。”

我记得强制猥亵不应该是刑事的么，怎么是行政立案？据我了解，行政立案最大的处罚是行政拘留，最长期限为15日。

讽刺的是，禁摩与筑墙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结果却如出一辙。都是因为当局不喜欢才禁止；都是禁绝多数人、给少数人留了口子；都把一项基本权利，出行的自由、获取信息的自由，重新定义为“违规行为”；都让大量人长期处于“日常违法”的灰色地带，为选择性执法留下空间；都制造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

如果没有网络曝光的话，是不是说，猥亵，即便是更严重的罪行，对于这些手握权力的人来说，普通人求告无门？

要解决过度医疗问题，不能只靠有良心的医生出避坑指南，也很难指望老百姓多留个心眼，而是需要系统性的改革。

知法犯法，罪加一等。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吕某某，也适用于所有手握权力却肆意妄为的人。法律不是护身符，而是紧箍咒。谁胆敢以权谋私、以法害人，谁就必须付出沉重代价。

4月10日下午，一张流出的“魔法原子”内部群截图，让追觅科技创始人俞浩的“狠话”暴露在公众面前。这位一向语出惊人的企业家，这次在内部群里下了一道死命令，砸2亿年薪招首席科学家，PR全面包围对手，把宇树的所有客户、所有投标、所有员工全部抢过来。

在中国社会努力，就好像你去了一家明知道庄家会作弊的赌场，那么你还有往里头梭哈的信心吗？这种时候，只有两种人会梭哈，一种是钱多到花不完的，另一种是对未来形无法势做出明确的判断，只凭着感觉过日子，盲目认为未来的生活一定会变得更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