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一个刚走出高考考场的女生，面对街采镜头，记者把话筒递过去，问她有什么愿望。她几乎没有迟疑，脱口而出：“我希望将性同意年龄可以提高到18周岁。”成千上万的网友开始冒名顶替那个高考女生，试图保护那个唯一的发声者。我向百余位自称“当事人”的网友发出私信，最终与七位即时回复的网友展开了对话。她们全是女性，年龄在17岁到27岁之间，身份分别是中职生、高考生、大一新生、职场白领。

昨天学校工作群突然发了个通知，要求梳理自媒体帐号，粉丝达到5千或帐号比较活跃的，要上报帐号。我突然有点小担心，我没有5千粉丝，但是我天天更新，帐号还是比较活跃的。这要不要上报呢？我可不想被大家知道。

“自吴强案发以来，连云港当地似乎正倾尽全力，持续且不间断地清理网络上的相关帖文。这种严密的舆论管控不禁让人追问：他们究竟在害怕什么？”

科学科普不好做，一点不好做，之前一边倒的支持，很可能因为某个橇板事件，或者是出圈一不小心出到了傻子圈，突然变成一边倒的攻击谩骂。

当大家都依据着规则办事就可以获得一个好的结果，营造了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最不受益的又是谁？答案自然是负责拿好处给你办事的人。

台湾记者徐宗懋于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撤离的最后时刻头部受伤，命悬一线。一名素不相识的苏北木匠背着他辗转求医，医院血浆紧缺，护士为他献血。救护车难以通行，北京市民合力挪开路障。在他生死未卜时，一位广场学生把自己的日记放进了他的背包。

不是非要矫情，世界第一运动，总是参与不进去，就仿佛跟世界隔了一扇门，只能呆呆地听那些门缝里传出来的声音。听完了，听够了，站起身来拍拍身上的灰尘，大声说一句：妈的，他们吃不起西瓜。

多兜baby：中考可是万千孩子的升学大关，命题组连基础人物生平都能搞错，真心离谱到家！一群专门搞出题的，本该层层核对、反复校验史实常识，结果连小学生科普常识都出错，多层审核环节集体“摆烂”，把关形同虚设。

我的观点一直没变：现有公开材料并不足以证明纸尿裤导致婴幼儿甲酰胺暴露，更不足以证明存在所谓“有毒纸尿裤”。最新这封公开信同样没有回应此前外界提出的关键问题，也没有公布能够证明检测可靠性的核心证据。

“乐视审查指令”是中国视频平台乐视网内部流出的一批网络内容管控指令，时间跨度自2018年2月4日至2020年3月10日，目前公开收录共423条，由中国数字时代整理后存档。

“警钟响起时，吹哨人鸣哨时，我首先要做的，不是去质疑你是不是官方的，是不是专业的，更不会说，你敲钟吹哨走调了，而是用长年累月那么多惨痛的教训换来的经验判断，选择跟你站在一起，选择优先信任你。”

公众真正关心的，不应该是“这个记者是不是想出名”，也不应该是“某个品牌是不是被冤枉了”，更不应该是“这件事会不会影响行业稳定”。公众真正关心的只有一个问题：孩子体内的甲酰胺，到底从哪里来的？

记者这个行业，就是社会的预警器，记者的职业就是看到社会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公共事务民生安全的事情，起到的作用是预警，也就是说我们所理解的那个“吹哨人”概念。

纸尿裤风波的真问题是什么？当然是“国内婴幼儿纸尿裤是否安全可靠”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记者的调查只是揭开了一个盖子，至于真相如何，仍需要更完整的拼图，如国家有关部门的介入，如更多案例的出现。纸包不住火，如果产品真的存在问题，总有被曝光被揭露的那一天。

虽然“躲猫猫案”已经过去约17年，但中国看守所内的人权状况却并没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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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没有必要期待官方会推出什么有力的提振内需的政策，内需在目前的决策层中的优先级显然相当低。更严峻的是，内需问题和其它问题相冲突。

一个社会重要的是什么？文明也好，不文明也罢，一个社会的成功是普通人的体面，我曾经说过的那句话，今天再复述一遍。所有与你无关的繁华，都不值得你骄傲。

“国家”先于“法治”的结果，就是《大明王朝1566》里展现的那样，改稻为桑是一道圣旨、废除宰相是一道圣旨.....在“国家先于法治”的社会里，公权力是一头早熟的利维坦巨兽，民间没有任何一块独立于权力的法律自留地能够与之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