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让告密者得逞？难道，卑鄙就一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吗？正是因为泛滥的、超过合理范围的处罚，才导致告密者受到鼓励，才导致告密文化泛滥，才导致人与人之间失去朴素的信任，才导致社会道德底线不断被击穿。

暴钦瑞在"指居"期间长期被限制在铁质审讯椅上，遭受殴打、电击，工具包括手摇电话机、PVC管和镐柄。南方周末于2023年9月19日首次报道此案，该文章于2025年10月1日被中国数字时代收录，原文已被删除。

2026年发布的《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中，中国更是以84.62分位居全球第一，新加坡、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紧随其后。我相信数据不会骗人，但很多人的身体，好像不太信。

近日，新宁县人民政府一纸盖有官方鲜红印章的《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新政复受字【2026】112号），撕开了部分基层机关依法行政的虚伪外衣。

最后，我们再一次将矛头指向那些在灾难面前只顾抢热度、不顾查真伪的媒体。在追求流量的时代，底线不应被抛弃。希望我们的媒体多核实信息真伪，不要造谣传谣。

问题的根本不是去批判这个举报同学为了考研的学生，而是，谁在纵容这个举报。确实该骂，但问题的根本不在于ta，甚至ta自己都是这个畸形的受害者。

标题：举报成瘾与行政膝跳：从那英演唱会看近期几起举报现象

人人说话都要先在心里过几遍，见谁都得留个心眼，生怕哪天被人举报。更可怕的是，怕被举报的人，也可能想着先下手举报别人。

如果各方都真心想看到孩子早点用上教学楼，启动修缮工程不难。如果还是无人牵头，只搞纸上通报，只满足于留痕管理，这事依旧难办，再耗下去，说不定村小撤并，用不上了。

10月1日，胡锡进在微博发布国庆感言，然而，文章末尾一段疑似未删除的AI回复，让这篇“老胡赞歌”的写作过程意外成为焦点......

举报式采访只是一种衍生问题，而且是那种随时可以被消弭、根治的小问题。真正有问题的是支撑举报的规则本身。一场演出，演员临时增加节目，只要这种节目并未违背公序良俗，未给社会带来伤害，也没有影响原定节目（购票等于达成了演出合同，应履约），那么，就不应该受到处罚。

“要选票”

2026年9月1日—9月30日，我们测试发现有31篇墙内文章遭到“404”。涉及的主要话题有：孙美华事件、邵阳远洋捕捞案、珠海律协监控律师、广州大学城伤人事件、禁飞无人机等，已加入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目前项目总收录文章2693篇。

《申请书》称，南靖公安“主动向上级请缨以指定管辖方式办理本案……明显存在趋利性执法问题”，其经由本案向赖建辉及兴源公司收取款项已超过1亿元。

据有关报道，1962年出生的朱跃军是湖南武冈人，1989年考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读博。最终只拿到结业证书，未获博士学位。此后求职受阻，1993年回到武冈老家开乡村诊所行医至今，终身未婚，靠低保生活。

我们这里没有报告，我们这里没有故事，我们这里的乘客甚至没有姓名。

想不到，谁也想不到，在这个争名图利的世道，攻克“血癌之王”的顶级论文，第一作者居然隐身农村当了30多年的乡村医生。

中国走到了岔路口。过去四十多年推动中国崛起的几台发动机——投资、地产、出口、人口红利——正在同时接近极限，新的增长模式必须靠消费、服务业和生产率来驱动。

从前不久相声演员郭德纲在唱戏时的“即兴改歌词”，到接下来那英在成都演唱会当中的“即兴”唱“弯弯的月亮”，再加上某报记者的“举报式采访”，将大众的眼光都聚焦在“即兴”之上。

两个案例，一个在贵州，一个在辽宁，地理上相隔千里，但是决策逻辑却如出一辙。都是地方主政者为了“城市形象”或者“政绩”，绕过论证和集体决策，将产业园区和新城开发变成了个人意志的产物，最终留下一堆烂尾工程和沉重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