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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大一統史觀的簡易中華民國史(2)：內亞諸國的政權與獨立運動
https://i1.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1440.png?fit=940%2C492
辛亥革命以後，東亞各邦已經從解體的滿洲帝國中獲得了事實上的獨立。由於他們有著不同的歷史和地緣政治地位，他們能夠多大程度上利用自己的獨立地位，程度是不一樣的。在中華民國聲索的疆土內，除卻當時為歐洲殖民地的香港、澳門和上海等城邦，以及作為日本帝國領土的台灣，當中的政治實體按照他們獨立的程度不同，大致可分為四個梯隊。
第一個梯隊是在辛亥革命以後宣佈獨立，並驅逐了清帝國在境內殘餘部隊的蒙古、西藏兩國。在滿洲帝國建立的時候，蒙古各部奉滿洲皇帝為大汗，西藏的達賴政權則奉滿洲皇帝為文殊皇帝（藏傳佛教的保護人）。蒙、藏兩國在清帝國內部的憲制中，一直有著和清軍征服的內地（漢地）十八省不同的地位，用今天的話來說，蒙藏享有清帝國內部的「高度自治」。清廷採用理藩院管理和處理滿洲皇室和他們的關係，非常尊重他們的特殊權利。從蒙藏兩國的觀點而言，他們對清帝國的服從是他們與滿洲皇室的關係，辛亥革命過後，既然滿洲皇室已經退位，他們沒有服從新的「中華民國」的必要，因為漢人的十八省和蒙藏都是清皇室的服從，互相之間並不存在從屬。在蒙古語境中，「中華民國」甚至被譯為中華漢國，由此可見他們對這個新生共和國的態度[1]。
https://i0.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Namnansuren_and_Delegates_Saint_Petersburg.jpg?resize=324%2C340 <figcaption蒙古國第一任總理大臣那木囊蘇倫在俄國聖彼得堡出使期間留影
辛亥革命以後，蒙藏兩國都宣佈了獨立，發表了各自的獨立宣言。1913年，雙方簽署《蒙藏條約》，相互承認對方的主權獨立。至此，兩國的獨立活動還差廣泛的國際承認。由於兩國位處內亞，他們開始了長期的外交活動。對於蒙古，能夠爭取的盟友是當時的俄羅斯帝國，對於西藏，便是毗鄰的英印帝國當局。在地緣環境的影響下，兩國隨後走向了不同的道路。獨立的蒙古國多次和中華民國北洋政權拉鋸戰爭，曾總共宣佈三次獨立。俄軍中將恩琴男爵多次打敗北洋侵蒙的部隊，後作為蒙中戰爭的功臣得到了準攝政王的權力。由於俄羅斯帝國後來自身的崩潰，蒙古又陷入了紅軍和白軍的代理人戰爭。最終蒙古被赤化，成為蘇聯的衛星國。但也正因如此，蒙古陰差陽錯地成功變成了國際廣泛承認的主權國家。
西藏的命運則更加曲折。盡管西藏在宣佈獨立後，曾多次嘗試爭取外交承認。但其身處內地，保守的西藏當局對國際形勢的變化相對遲鈍，未能利用長期的準獨立更積極地製造既成事實。但毋庸置疑，對於當時的國際社會，西藏就是一個獨立主體。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入侵西藏，隨後又撕毀尊重藏人自治的《十七條協議》，已是後話。
https://i0.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100_tam_srang_face.jpg?resize=515%2C340 <figcaption面值為100兩的西藏紙幣，發行於1938年
蒙藏兩國在整個「中華民國」歷史中，只有名義上的臣服和參與。對於中華民國的創造者，也就是南方各邦的革命黨和繼承清皇室權力的北洋政權來說，中華民國是一個滿、蒙、藏、漢、回五族共和的大國。中華民國成立後，曾短暫續設理藩部、內務部蒙藏事務處、蒙藏事務局、蒙藏院等機構繼承清廷理藩院的職能，但這些活動本質上已經是外交而非內政。由於他們的特殊性，本文之後將不再著墨介紹。
第二個梯隊是在辛亥革命後獲得了政權事實獨立，並且在整個民國期間存在持續且有相當成就的獨立運動的三地：南蒙古各部、滿洲和東突厥斯坦（新疆）。這三個邦國的歷史路徑和地位相差較大，筆者在此作簡單介紹。
在蒙古國宣佈獨立後，南蒙古各部曾紛紛舉兵驅逐北洋在當地的駐軍，派人到庫倫表示向博格達汗效忠。對於爭取獨立的南蒙古人而言，他們希望統一在獨立的蒙古國下。但俄羅斯並不希望為自己帶來外交糾紛，因而蒙古陷入南北分裂狀態中。1915年，北洋、俄羅斯帝國以及蒙古國簽訂《恰克圖條約》。根據條約，蒙古取消國號並取得自治，俄羅斯則取得在蒙古的特權。蒙古撤回入南蒙的軍隊。南蒙古恢復中華民國內的自治，但卻要面臨中國政權廢區設省等措施對自治權的侵蝕。隨後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察哈爾各部的南蒙古在中日戰爭中在日本幫助下建立自己的獨立政權，而後由於汪兆銘政權的要求，改為在汪政權名義下的自治。與滿洲關係更為密切的東蒙古各部則在滿洲國的治下享受特殊的自治權。日本戰敗以後，共產黨勢力利用與蘇聯關係大舉進入南蒙。隨著親共親蘇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並入中共，南蒙古各部被納入中國領土。
作為清帝國龍興之地的滿洲，情況則更為複雜。清皇室對滿洲一直採用與關內十八省不同的管理方式。但隨著日俄勢力在清末大舉進入滿洲，清皇室對自己龍興之地的控制力越來越衰微。滿洲的近代化，基本上都是日、俄殖民主義，特別是中東鐵路網的功勞。1900年，清俄簽署《奉天交地暫且章程》，清廷同意解散駐滿洲的軍隊，俄羅斯總管獲得了事實上的太上皇權力。日俄戰爭使得日本再次搶奪了滿洲的太上皇權力。滿洲便成為日俄之間的準緩沖國。在辛亥革命中，對清皇室忠誠的旗人當局鎮壓了革命黨人在滿洲策劃的起義，而後又承認共和[2]。獲得事實獨立的滿洲，在經過短暫的北洋系統治後，張作霖領導的奉系崛起。張作霖雖為馬賊出身，卻勵精圖治，創造了經濟奇跡。奉系尊重與日、俄簽署的國際條約，在其治下，滿洲的社會產生了良好的發展，為日後滿洲國的建立打下了基礎。
滿洲獨立運動的複雜性，既在於日、俄、清對當地的爭奪，也在於滿、漢概念的複雜。南方的革命黨一直宣稱排滿，但旗人的概念實際並非基於種族，而基於忠誠。革命黨指的滿人更多指的是旗人，即效忠清皇室的近衛軍體系。實際上，很多旗人都是所謂的「漢軍出身」。革命黨人的排滿和對滿漢鬥爭的強調，最早是為了激發人們對清帝國當局的仇恨和不滿，而在民國建立以後，又被宗社黨部分核心的滿洲皇室成員反向利用，塑造自身的滿洲認同。其中最著名的應屬正藍旗的熙洽、肅親王善耆及其女兒愛新覺羅·顯玗，即川島芳子。他們在清帝退位後，一直試圖利用日本的支持，策劃滿洲獨立運動，主張皇室退回滿洲復立君主立憲的新滿洲國。熙洽和川島芳子更是在隨後建立的滿洲國內身居要職。
https://i1.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Xi_Qia.jpg?resize=238%2C340 <figcaption熙洽，滿洲國第一任財政部總長
清帝國的本質是滿洲對中國征服的產物，正如元帝國是蒙古對中國征服的產物。元帝國崩潰後，蒙古皇室回到蒙地復國。清帝國的崩潰，也讓滿洲宗室有了復立滿洲國的理由。當然，滿清皇室比蒙元皇室更大規模地捲入了中國內部，或者說，滿洲宗室成為中國統治者後，被中國「漢化」的程度更深。因此清帝遜位之後，願意復立滿洲的宗室成員更少，更大部分宗室成員其實已經變成只懂享樂的中國式太子爺。因此，滿洲的獨立運動註定道路更複雜。但無論如何，大一統史觀將熙洽、川島芳子等人稱為漢奸，實屬漢人井底之蛙式的荒謬之見。1924年，馮玉祥率領的中國軍隊單方面撕毀滿洲皇室退位時的《清室優待條件》，更是讓滿洲的復立有了充分的理由。隨後溥儀以及滿洲士紳、商賈在日本的支持下重建滿洲國，已是後話，本文將在之後的章節再作介紹[3][4]。
而位於中亞的東突厥斯坦（新疆），也同樣經歷了曲折的歷史。辛亥革命期間，新疆由內地漢人移民為主的哥老會發動起事，希望響應內地十八省的革命。新疆當局督軍楊增新平定、分化和鎮壓了這些起事，某程度上避免了當地各民族因此而產生的矛盾。因為對於當地突厥穆斯林而言，他們並不高興外來勢力侵犯自己的傳統權利和生活，無論是以什麼名義。楊增新隨後成為新疆省的實際統治者，對中國各政權只保持名義上的效忠。他很大程度上繼承了清帝國當局的無為而治策略，籠絡當地的伊斯蘭教領袖，避免外來革命勢力的介入。
但當地的突厥穆斯林作為社會層面的實際掌控者，本身也因為近代化的因素，產生了新的思想的政治理念，特別是能夠到土耳其和俄羅斯進行交流學習的那部分人。部分主張泛突厥主義，希望將中亞的突厥人聯合成一個大突厥國家，部分主張伊斯蘭主義，主張中亞所有穆斯林聯合成一個大伊斯蘭國，一部分人則主張建立「東突厥斯坦」，整合內部不同各族的穆斯林成為一個民族國家，當然，也有人主張就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不變。由於地理位置因素，新疆同樣成為俄國紅、白勢力介入爭奪的戰場。1928年，楊增新在政變中被殺，新疆當局經歷多次政變後，甘肅軍金樹仁成為新的新疆統治者。他推行的改革措施激化了民族矛盾，新疆省爆發多起穆斯林暴動與起義。親蘇的盛世才趁機驅逐金樹仁，成為新的新疆王。1933年，親英親日的突厥民族主義者於和闐宣告成立東突厥斯坦第一共和國。但這個短命的獨立政權很快在盛世才和青海軍閥的聯合進攻下覆滅，成員流亡至日本、中東或英印帝國。
https://i2.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
非大一統史觀的簡易中華民國史(2)：內亞諸國的政權與獨立運動
https://i1.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1440.png?fit=940%2C492
辛亥革命以後，東亞各邦已經從解體的滿洲帝國中獲得了事實上的獨立。由於他們有著不同的歷史和地緣政治地位，他們能夠多大程度上利用自己的獨立地位，程度是不一樣的。在中華民國聲索的疆土內，除卻當時為歐洲殖民地的香港、澳門和上海等城邦，以及作為日本帝國領土的台灣，當中的政治實體按照他們獨立的程度不同，大致可分為四個梯隊。
第一個梯隊是在辛亥革命以後宣佈獨立，並驅逐了清帝國在境內殘餘部隊的蒙古、西藏兩國。在滿洲帝國建立的時候，蒙古各部奉滿洲皇帝為大汗，西藏的達賴政權則奉滿洲皇帝為文殊皇帝（藏傳佛教的保護人）。蒙、藏兩國在清帝國內部的憲制中，一直有著和清軍征服的內地（漢地）十八省不同的地位，用今天的話來說，蒙藏享有清帝國內部的「高度自治」。清廷採用理藩院管理和處理滿洲皇室和他們的關係，非常尊重他們的特殊權利。從蒙藏兩國的觀點而言，他們對清帝國的服從是他們與滿洲皇室的關係，辛亥革命過後，既然滿洲皇室已經退位，他們沒有服從新的「中華民國」的必要，因為漢人的十八省和蒙藏都是清皇室的服從，互相之間並不存在從屬。在蒙古語境中，「中華民國」甚至被譯為中華漢國，由此可見他們對這個新生共和國的態度[1]。
https://i0.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Namnansuren_and_Delegates_Saint_Petersburg.jpg?resize=324%2C340 <figcaption蒙古國第一任總理大臣那木囊蘇倫在俄國聖彼得堡出使期間留影
辛亥革命以後，蒙藏兩國都宣佈了獨立，發表了各自的獨立宣言。1913年，雙方簽署《蒙藏條約》，相互承認對方的主權獨立。至此，兩國的獨立活動還差廣泛的國際承認。由於兩國位處內亞，他們開始了長期的外交活動。對於蒙古，能夠爭取的盟友是當時的俄羅斯帝國，對於西藏，便是毗鄰的英印帝國當局。在地緣環境的影響下，兩國隨後走向了不同的道路。獨立的蒙古國多次和中華民國北洋政權拉鋸戰爭，曾總共宣佈三次獨立。俄軍中將恩琴男爵多次打敗北洋侵蒙的部隊，後作為蒙中戰爭的功臣得到了準攝政王的權力。由於俄羅斯帝國後來自身的崩潰，蒙古又陷入了紅軍和白軍的代理人戰爭。最終蒙古被赤化，成為蘇聯的衛星國。但也正因如此，蒙古陰差陽錯地成功變成了國際廣泛承認的主權國家。
西藏的命運則更加曲折。盡管西藏在宣佈獨立後，曾多次嘗試爭取外交承認。但其身處內地，保守的西藏當局對國際形勢的變化相對遲鈍，未能利用長期的準獨立更積極地製造既成事實。但毋庸置疑，對於當時的國際社會，西藏就是一個獨立主體。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入侵西藏，隨後又撕毀尊重藏人自治的《十七條協議》，已是後話。
https://i0.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100_tam_srang_face.jpg?resize=515%2C340 <figcaption面值為100兩的西藏紙幣，發行於1938年
蒙藏兩國在整個「中華民國」歷史中，只有名義上的臣服和參與。對於中華民國的創造者，也就是南方各邦的革命黨和繼承清皇室權力的北洋政權來說，中華民國是一個滿、蒙、藏、漢、回五族共和的大國。中華民國成立後，曾短暫續設理藩部、內務部蒙藏事務處、蒙藏事務局、蒙藏院等機構繼承清廷理藩院的職能，但這些活動本質上已經是外交而非內政。由於他們的特殊性，本文之後將不再著墨介紹。
第二個梯隊是在辛亥革命後獲得了政權事實獨立，並且在整個民國期間存在持續且有相當成就的獨立運動的三地：南蒙古各部、滿洲和東突厥斯坦（新疆）。這三個邦國的歷史路徑和地位相差較大，筆者在此作簡單介紹。
在蒙古國宣佈獨立後，南蒙古各部曾紛紛舉兵驅逐北洋在當地的駐軍，派人到庫倫表示向博格達汗效忠。對於爭取獨立的南蒙古人而言，他們希望統一在獨立的蒙古國下。但俄羅斯並不希望為自己帶來外交糾紛，因而蒙古陷入南北分裂狀態中。1915年，北洋、俄羅斯帝國以及蒙古國簽訂《恰克圖條約》。根據條約，蒙古取消國號並取得自治，俄羅斯則取得在蒙古的特權。蒙古撤回入南蒙的軍隊。南蒙古恢復中華民國內的自治，但卻要面臨中國政權廢區設省等措施對自治權的侵蝕。隨後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察哈爾各部的南蒙古在中日戰爭中在日本幫助下建立自己的獨立政權，而後由於汪兆銘政權的要求，改為在汪政權名義下的自治。與滿洲關係更為密切的東蒙古各部則在滿洲國的治下享受特殊的自治權。日本戰敗以後，共產黨勢力利用與蘇聯關係大舉進入南蒙。隨著親共親蘇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並入中共，南蒙古各部被納入中國領土。
作為清帝國龍興之地的滿洲，情況則更為複雜。清皇室對滿洲一直採用與關內十八省不同的管理方式。但隨著日俄勢力在清末大舉進入滿洲，清皇室對自己龍興之地的控制力越來越衰微。滿洲的近代化，基本上都是日、俄殖民主義，特別是中東鐵路網的功勞。1900年，清俄簽署《奉天交地暫且章程》，清廷同意解散駐滿洲的軍隊，俄羅斯總管獲得了事實上的太上皇權力。日俄戰爭使得日本再次搶奪了滿洲的太上皇權力。滿洲便成為日俄之間的準緩沖國。在辛亥革命中，對清皇室忠誠的旗人當局鎮壓了革命黨人在滿洲策劃的起義，而後又承認共和[2]。獲得事實獨立的滿洲，在經過短暫的北洋系統治後，張作霖領導的奉系崛起。張作霖雖為馬賊出身，卻勵精圖治，創造了經濟奇跡。奉系尊重與日、俄簽署的國際條約，在其治下，滿洲的社會產生了良好的發展，為日後滿洲國的建立打下了基礎。
滿洲獨立運動的複雜性，既在於日、俄、清對當地的爭奪，也在於滿、漢概念的複雜。南方的革命黨一直宣稱排滿，但旗人的概念實際並非基於種族，而基於忠誠。革命黨指的滿人更多指的是旗人，即效忠清皇室的近衛軍體系。實際上，很多旗人都是所謂的「漢軍出身」。革命黨人的排滿和對滿漢鬥爭的強調，最早是為了激發人們對清帝國當局的仇恨和不滿，而在民國建立以後，又被宗社黨部分核心的滿洲皇室成員反向利用，塑造自身的滿洲認同。其中最著名的應屬正藍旗的熙洽、肅親王善耆及其女兒愛新覺羅·顯玗，即川島芳子。他們在清帝退位後，一直試圖利用日本的支持，策劃滿洲獨立運動，主張皇室退回滿洲復立君主立憲的新滿洲國。熙洽和川島芳子更是在隨後建立的滿洲國內身居要職。
https://i1.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Xi_Qia.jpg?resize=238%2C340 <figcaption熙洽，滿洲國第一任財政部總長
清帝國的本質是滿洲對中國征服的產物，正如元帝國是蒙古對中國征服的產物。元帝國崩潰後，蒙古皇室回到蒙地復國。清帝國的崩潰，也讓滿洲宗室有了復立滿洲國的理由。當然，滿清皇室比蒙元皇室更大規模地捲入了中國內部，或者說，滿洲宗室成為中國統治者後，被中國「漢化」的程度更深。因此清帝遜位之後，願意復立滿洲的宗室成員更少，更大部分宗室成員其實已經變成只懂享樂的中國式太子爺。因此，滿洲的獨立運動註定道路更複雜。但無論如何，大一統史觀將熙洽、川島芳子等人稱為漢奸，實屬漢人井底之蛙式的荒謬之見。1924年，馮玉祥率領的中國軍隊單方面撕毀滿洲皇室退位時的《清室優待條件》，更是讓滿洲的復立有了充分的理由。隨後溥儀以及滿洲士紳、商賈在日本的支持下重建滿洲國，已是後話，本文將在之後的章節再作介紹[3][4]。
而位於中亞的東突厥斯坦（新疆），也同樣經歷了曲折的歷史。辛亥革命期間，新疆由內地漢人移民為主的哥老會發動起事，希望響應內地十八省的革命。新疆當局督軍楊增新平定、分化和鎮壓了這些起事，某程度上避免了當地各民族因此而產生的矛盾。因為對於當地突厥穆斯林而言，他們並不高興外來勢力侵犯自己的傳統權利和生活，無論是以什麼名義。楊增新隨後成為新疆省的實際統治者，對中國各政權只保持名義上的效忠。他很大程度上繼承了清帝國當局的無為而治策略，籠絡當地的伊斯蘭教領袖，避免外來革命勢力的介入。
但當地的突厥穆斯林作為社會層面的實際掌控者，本身也因為近代化的因素，產生了新的思想的政治理念，特別是能夠到土耳其和俄羅斯進行交流學習的那部分人。部分主張泛突厥主義，希望將中亞的突厥人聯合成一個大突厥國家，部分主張伊斯蘭主義，主張中亞所有穆斯林聯合成一個大伊斯蘭國，一部分人則主張建立「東突厥斯坦」，整合內部不同各族的穆斯林成為一個民族國家，當然，也有人主張就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不變。由於地理位置因素，新疆同樣成為俄國紅、白勢力介入爭奪的戰場。1928年，楊增新在政變中被殺，新疆當局經歷多次政變後，甘肅軍金樹仁成為新的新疆統治者。他推行的改革措施激化了民族矛盾，新疆省爆發多起穆斯林暴動與起義。親蘇的盛世才趁機驅逐金樹仁，成為新的新疆王。1933年，親英親日的突厥民族主義者於和闐宣告成立東突厥斯坦第一共和國。但這個短命的獨立政權很快在盛世才和青海軍閥的聯合進攻下覆滅，成員流亡至日本、中東或英印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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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言時報 Polymer 非大一統史觀的簡易中華民國史(2)：內亞諸國的政權與獨立運動 https://i1.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1440.png?fit=940%2C492 辛亥革命以後，東亞各邦已經從解體的滿洲帝國中獲得了事實上的獨立。由於他們有著不同的歷史和地緣政治地位，他們能夠多大程度上利用自己的獨立地位，程度是不一樣的。在中華民國聲索的疆土內，除卻當時為歐洲殖民地的香港、澳門和上海等城邦，以及作為日本帝國領土…
800px-TIRET_government_officials.png?resize=455%2C340 <figcaption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總理沙比提大毛拉與各部長坐在國徽前
盛世才政權親近蘇聯和共產主義，也保持了相當長時間的事實獨立，那一時期的新疆，拒絕懸掛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而是懸掛盛氏政權的「六角星旗」。盛甚至希望加入蘇聯。他的這些投機行為並非是為了當地的獨立運動，更多是為了維系自己的統治地位。在二戰末期，盛氏因為失去蘇聯支持而被國民政府推翻，國民黨中央勢力和馬家軍進入新疆，同樣對當地的獨立運動進行鎮壓。1944年，伊寧事變爆發，東突厥獨立運動的參與者試圖利用蘇聯勢力，反對國民政府，而中國共產黨也有充分的理由，支持他們削弱國民黨在當地的統治。東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國便在這樣的合縱連橫下，在與蘇聯的邊境宣告成立。中共從自己的共產主義大一統史觀出發，稱這場起義（「三區革命」）是「新疆人民反對國民黨統治的鬥爭」，有意忽略他們爭取從中國脫離的一面，正如他們對台灣二二八起義的描述一樣。
國民黨政權為了平息這場分裂，與蘇聯展開交涉，同時東突厥軍與國民黨軍也爆發了激戰。第二共和國的命運，最終因為大國之間的交易再度陷入低谷。蘇聯為了避免事態的擴大化，要求各方進行和談。內部的親中共派系也主導了政府，最終第二共和國宣告解散。1949年，在中共的統戰下，第二共和國的部分原班底成員、共產主義者計劃參與北平的政協，卻在飛行過程中離奇遭遇空難死亡。而一些曾參與第二共和國的伊斯蘭主義者，由於認清共產主義敵視宗教的本質，轉而和國民政府結盟，對抗入疆作戰的中國解放軍，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阿爾泰的牧民領袖烏斯滿。最後，新疆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吞並[5]。
正如筆者之前提到的，南蒙、滿洲和東突厥斯坦與蒙古、西藏在民國史的關鍵區別，是他們並未能產生一個貫穿整個中華民國時期的獨立政權。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是因為他們相比之下受內地十八省的影響更大。中華民族主義者會將他們爭取過的獨立污衊為英、日、俄等帝國主義策劃的產物，但實際上，在大國夾縫中要爭取獨立主權的弱國，不可能不採取遠交近攻的策略。更何況中國（無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一個帝國，比英、日、俄更不尊重當地原有的生活方式，推行比他們更殘酷的帝國主義政策。因此，這些地方的獨立運動和國際列強的結盟是完全合理的。
中華民國的「五族共和」，很大程度上只是「漢」一族的主導。無論是辛亥革命本身，早期孫文和袁世凱的鬥爭，北洋各系對北京政權的爭奪，還是之後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乃至之後多次的「國共內戰」，實際上主戰場都在關內的十八省（除了滿洲的奉系曾經入關主導北京政權以外）。位居內亞的蒙、藏、新疆的各政權在民國的整個時期，無論是尋求獨立的民族政權還是據關自守的軍閥政權，對十八省的爭端大都奉行孤立主義的外交策略，既不干預，也不允許外部的干預。因此本文之後都會更少提及。
本文的下篇，將著重介紹被稱為「十八省」的中國本部各省在民國史中的基本關係，也就是第三和第四梯隊。
[1] 龍武：民國的邊疆和民族政策檢討
[2] 孫丹、王丹：辛亥革命在東北地區失敗原因之探析，《滄桑》2011年04期
[3] 山室信一：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八旗文化
[4] 劉仲敬：滿洲國: 從高句麗，遼金，清帝國到20世紀，一部歷史和民族發明，八旗文化
[5] 王柯：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 1930年代至1940年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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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才政權親近蘇聯和共產主義，也保持了相當長時間的事實獨立，那一時期的新疆，拒絕懸掛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而是懸掛盛氏政權的「六角星旗」。盛甚至希望加入蘇聯。他的這些投機行為並非是為了當地的獨立運動，更多是為了維系自己的統治地位。在二戰末期，盛氏因為失去蘇聯支持而被國民政府推翻，國民黨中央勢力和馬家軍進入新疆，同樣對當地的獨立運動進行鎮壓。1944年，伊寧事變爆發，東突厥獨立運動的參與者試圖利用蘇聯勢力，反對國民政府，而中國共產黨也有充分的理由，支持他們削弱國民黨在當地的統治。東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國便在這樣的合縱連橫下，在與蘇聯的邊境宣告成立。中共從自己的共產主義大一統史觀出發，稱這場起義（「三區革命」）是「新疆人民反對國民黨統治的鬥爭」，有意忽略他們爭取從中國脫離的一面，正如他們對台灣二二八起義的描述一樣。
國民黨政權為了平息這場分裂，與蘇聯展開交涉，同時東突厥軍與國民黨軍也爆發了激戰。第二共和國的命運，最終因為大國之間的交易再度陷入低谷。蘇聯為了避免事態的擴大化，要求各方進行和談。內部的親中共派系也主導了政府，最終第二共和國宣告解散。1949年，在中共的統戰下，第二共和國的部分原班底成員、共產主義者計劃參與北平的政協，卻在飛行過程中離奇遭遇空難死亡。而一些曾參與第二共和國的伊斯蘭主義者，由於認清共產主義敵視宗教的本質，轉而和國民政府結盟，對抗入疆作戰的中國解放軍，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阿爾泰的牧民領袖烏斯滿。最後，新疆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吞並[5]。
正如筆者之前提到的，南蒙、滿洲和東突厥斯坦與蒙古、西藏在民國史的關鍵區別，是他們並未能產生一個貫穿整個中華民國時期的獨立政權。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是因為他們相比之下受內地十八省的影響更大。中華民族主義者會將他們爭取過的獨立污衊為英、日、俄等帝國主義策劃的產物，但實際上，在大國夾縫中要爭取獨立主權的弱國，不可能不採取遠交近攻的策略。更何況中國（無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一個帝國，比英、日、俄更不尊重當地原有的生活方式，推行比他們更殘酷的帝國主義政策。因此，這些地方的獨立運動和國際列強的結盟是完全合理的。
中華民國的「五族共和」，很大程度上只是「漢」一族的主導。無論是辛亥革命本身，早期孫文和袁世凱的鬥爭，北洋各系對北京政權的爭奪，還是之後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乃至之後多次的「國共內戰」，實際上主戰場都在關內的十八省（除了滿洲的奉系曾經入關主導北京政權以外）。位居內亞的蒙、藏、新疆的各政權在民國的整個時期，無論是尋求獨立的民族政權還是據關自守的軍閥政權，對十八省的爭端大都奉行孤立主義的外交策略，既不干預，也不允許外部的干預。因此本文之後都會更少提及。
本文的下篇，將著重介紹被稱為「十八省」的中國本部各省在民國史中的基本關係，也就是第三和第四梯隊。
[1] 龍武：民國的邊疆和民族政策檢討
[2] 孫丹、王丹：辛亥革命在東北地區失敗原因之探析，《滄桑》2011年04期
[3] 山室信一：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八旗文化
[4] 劉仲敬：滿洲國: 從高句麗，遼金，清帝國到20世紀，一部歷史和民族發明，八旗文化
[5] 王柯：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 1930年代至1940年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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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陷於恐懼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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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彈案 2 人留院 4 人提堂 投訴警恐嚇「搞你女友」
「本港年初發生 3 宗爆炸品案，包括入境處合約登記主任、Telegram 群組『九十二籤』管理員在內的 6 人早前被捕，昨在沙田裁判法院被控一項「串謀導致相當可能會危害生命或財產的爆炸」罪，其中兩 人留院缺席聆訊，辯方在庭外稱，其中一人被捕時骨折受傷，另有被告投訴遭警方威脅『搞你女友』。 裁判官拒絕另外 4 人的保釋，還押至 6 月 26 日再訊，以待警方調查及化驗物品。」
(編按：節錄自明報 )
三月九日 #港共黑警皇軍 煞有介事開記招，聲稱於三個寫字樓單位搜獲共 2.6 噸炸藥原料並拘捕多人，其中六位被皇軍綁 架的香港人於三月十一日上庭，惟其中兩人竟然因「被打至重傷」而無法出庭，至於好端端的人為什 麼會忽然重傷，事實也是欲蓋彌彰，非皇軍酷刑迫供莫屬。皇軍以不能說的暴力虐待被綁架者，幹下 如此反人類酷吏級行逕，所謂法院裁判官居然還是禁止他們保釋，繼續任由他們被皇軍無限期拘留，這種港式未審先囚正式跟中共國創意司法「行政拘留」接軌，反正被皇軍所囚人士以提鍊空氣中的LAN線吊頸而死早已是老殘新聞，皇軍狗屋裏乃匪類無法無天獨立王國，這批恐怖分子施甚麼私刑令囚人致死也只會是「冇可疑被自殺案」。
新聞報導區區幾百字已經令人腦洞大開：
（1）
2.6噸炸藥原料 = 2,600公斤，超市一包米才8公斤，三個寫字樓單位囤積325包米，成本不是最大問題，靠十幾人囤積325包米份量的炸藥？怎樣把它們搬進這些單位？
（2）
上庭六人當中兩位人士被黑警皇軍濫用私刑打至重傷入院，法庭卻依然要求這些被施暴重傷者上庭，而令他們受重傷的皇軍恐怖分子卻是無人問津，裁判官行禮如儀地按照「法律」批准皇軍繼續羈押被綁架人士，濫暴者毫無後果，被虐者反而一身傷勢還要面對無窮無盡的「司法」迫害，這就是「法治」？
（3）
承（2），不能保障人民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的所謂「法律」，反而是用來保證港共能以理殺人，替政權助紂為虐的劊子手就能超然於「法律」以外逞兇逞強為所欲為，任何對抗不公義的義人卻是朝不保夕任政權魚肉，還繼續遵守這種擲公擲字都係獨裁者贏嘅「法律」真係笑話。
這些按政治需要隨時細心剪裁「法律」條文去折磨人民的所謂「法治」，比李力持更笑話，法治教教徒請收收皮吧，「法律」在獨夫港共手上早已是另一份武器，權充順佢者昌逆佢者亡之用，信徒們還在日夜祈禱獨裁者良心發現執牠自己的法，簡直係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HK Edition。「法治」沒有死，因為它從1997.7.1起從未存在過，稱之為夭折都不恰當 —— 它只是法律教祭司們教義中從沒受過孕的卵子。
香港人無論活在英殖抑或中殖，全都是沒有主權的一堆鏍絲齒輪，難為那些法律教善信面對港共以「法律」忽悠他們，他們還會煞有介事地搬弄乜乜物物條文第幾章第幾節咁咁咁寫，所以「政權犯法」？SO？港共擺明每一秒都在犯法，它本質上就是竊據香港主權的中共傀儡，那你想怎樣？想賣港賊判自己入獄？咁就係首先你反對港獨式的一國兩制「法治」嗎？咪玩啦，我說穿你們的劇本後，我都嫌棄自己角色扮演神經病。
港共這種借「法治」之名以理殺人依法治人的陽謀，正是親手撕毀中殖共港虛偽畫皮最後一手，整個建制所謂三權全已腐敗朽壞不可雕，香港人不奪回香港主權，就只能眼巴巴地享受這份日復日陷於恐懼中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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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彈案 2 人留院 4 人提堂 投訴警恐嚇「搞你女友」
「本港年初發生 3 宗爆炸品案，包括入境處合約登記主任、Telegram 群組『九十二籤』管理員在內的 6 人早前被捕，昨在沙田裁判法院被控一項「串謀導致相當可能會危害生命或財產的爆炸」罪，其中兩 人留院缺席聆訊，辯方在庭外稱，其中一人被捕時骨折受傷，另有被告投訴遭警方威脅『搞你女友』。 裁判官拒絕另外 4 人的保釋，還押至 6 月 26 日再訊，以待警方調查及化驗物品。」
(編按：節錄自明報 )
三月九日 #港共黑警皇軍 煞有介事開記招，聲稱於三個寫字樓單位搜獲共 2.6 噸炸藥原料並拘捕多人，其中六位被皇軍綁 架的香港人於三月十一日上庭，惟其中兩人竟然因「被打至重傷」而無法出庭，至於好端端的人為什 麼會忽然重傷，事實也是欲蓋彌彰，非皇軍酷刑迫供莫屬。皇軍以不能說的暴力虐待被綁架者，幹下 如此反人類酷吏級行逕，所謂法院裁判官居然還是禁止他們保釋，繼續任由他們被皇軍無限期拘留，這種港式未審先囚正式跟中共國創意司法「行政拘留」接軌，反正被皇軍所囚人士以提鍊空氣中的LAN線吊頸而死早已是老殘新聞，皇軍狗屋裏乃匪類無法無天獨立王國，這批恐怖分子施甚麼私刑令囚人致死也只會是「冇可疑被自殺案」。
新聞報導區區幾百字已經令人腦洞大開：
（1）
2.6噸炸藥原料 = 2,600公斤，超市一包米才8公斤，三個寫字樓單位囤積325包米，成本不是最大問題，靠十幾人囤積325包米份量的炸藥？怎樣把它們搬進這些單位？
（2）
上庭六人當中兩位人士被黑警皇軍濫用私刑打至重傷入院，法庭卻依然要求這些被施暴重傷者上庭，而令他們受重傷的皇軍恐怖分子卻是無人問津，裁判官行禮如儀地按照「法律」批准皇軍繼續羈押被綁架人士，濫暴者毫無後果，被虐者反而一身傷勢還要面對無窮無盡的「司法」迫害，這就是「法治」？
（3）
承（2），不能保障人民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的所謂「法律」，反而是用來保證港共能以理殺人，替政權助紂為虐的劊子手就能超然於「法律」以外逞兇逞強為所欲為，任何對抗不公義的義人卻是朝不保夕任政權魚肉，還繼續遵守這種擲公擲字都係獨裁者贏嘅「法律」真係笑話。
這些按政治需要隨時細心剪裁「法律」條文去折磨人民的所謂「法治」，比李力持更笑話，法治教教徒請收收皮吧，「法律」在獨夫港共手上早已是另一份武器，權充順佢者昌逆佢者亡之用，信徒們還在日夜祈禱獨裁者良心發現執牠自己的法，簡直係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HK Edition。「法治」沒有死，因為它從1997.7.1起從未存在過，稱之為夭折都不恰當 —— 它只是法律教祭司們教義中從沒受過孕的卵子。
香港人無論活在英殖抑或中殖，全都是沒有主權的一堆鏍絲齒輪，難為那些法律教善信面對港共以「法律」忽悠他們，他們還會煞有介事地搬弄乜乜物物條文第幾章第幾節咁咁咁寫，所以「政權犯法」？SO？港共擺明每一秒都在犯法，它本質上就是竊據香港主權的中共傀儡，那你想怎樣？想賣港賊判自己入獄？咁就係首先你反對港獨式的一國兩制「法治」嗎？咪玩啦，我說穿你們的劇本後，我都嫌棄自己角色扮演神經病。
港共這種借「法治」之名以理殺人依法治人的陽謀，正是親手撕毀中殖共港虛偽畫皮最後一手，整個建制所謂三權全已腐敗朽壞不可雕，香港人不奪回香港主權，就只能眼巴巴地享受這份日復日陷於恐懼中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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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大一統史觀的簡易中華民國史(3)：「十八省」的事實獨立與拉美化格局
https://i0.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0310.png?fit=940%2C492 上篇提到包括蒙、藏、滿和被稱為“新疆”的東突厥斯坦的內亞各邦在民國的政權與獨立運動，而在中華民國剩餘的疆土中，便是被稱為「漢地十八省」的中國本部。從滿清帝國解體以後的局面來說，十八省的格局又大體可以分為兩個梯隊：已經獲得了有效的事實獨立，並經常與中國中央政權（即北洋政權）發生戰爭或結盟等準外交行為的各省，以及未能獲得事實獨立，構成北洋統治核心的各省。上文提到，清帝國在編練新軍的時候，除北洋總督轄區外，財政基本是由各邦自付。而由於北洋總督轄區的各省（河北、河南及山東）在財政上是最窮的，因此北洋軍的軍費一大部分依賴於清帝國的「協餉」制度，即通過中央政府從其他地方的財政抽調補貼。北洋軍儘管是練得最強大的一支新軍，但他的財政來源卻極度依賴滿洲帝國的此種補貼。北洋自身依托的財政基礎，卻是各轄區中最窮的，除了國際維和部隊在天津維持的天津自由貿易區海關和帝國自己的運河體系外，並沒有太大的財源。
熟悉現代制度理念的人很容易從這種制度中看出，這是一種明顯的殖民帝國的財政暴政，通過中央機構抽調富裕地區的庫房，強行平衡核心殖民地和外圍殖民地之間的差距（這種財政手段無疑也被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推到極致）。這種不合理的財政制度，只有在帝國還存在的時候還能維持，因此在帝國分崩離析，各邦有產者-選民權利意識空前覺醒的時候，就會構成後帝國時代，也就是中華民國頭二十年鬥爭的焦點。
以贛越（江西）為例，贛地位居內陸，在歷史上各殖民帝國時期，常常被視作窮省。但該省的地緣形式事實並不差。贛北依托長江，贛南依托和南粵的交通，實際上可以通過自由貿易得到很好的繁榮發展。清英簽署《天津條約》後，英國在九江開闢了租界。九江英租界在贛越歷史上發揮了類似香港對廣東的輻射作用，將近代化的示範效應良好地展示給了贛人。揚子江國際自由貿易航道的開通，也使得贛越的商品可以通過航運運往長江口岸的上海自由港輸出到國際市場。這些都成為了贛越近代自由和繁榮的基石。1911年，贛越獨立以後，為了解決贛越財政嚴重虧缺的狀況，江西都督府的財政顧問徐秀鈞向贛督李烈鈞建議，首先停繳贛越政府給北京政府的稅款，然後以「江西民國銀行」的名義，發行自己的貨幣和國債，穩定金融市場，提高民國銀行的信譽。他的這些措施大大舒緩了江西的財政壓力，解放了贛人的經濟潛力[1]。
https://i1.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KIU-KIANG.jpg?resize=671%2C340 <figcaption九江英租界對江西發揮了類似香港對廣東的作用
然而他的舉動卻觸動了北洋政府首腦袁世凱的利益。因為這樣的財政措施無疑使得北洋原來從江西得到的軍費來源斷絕。1913年，中華民國爆發南方各邦反對袁世凱專權的「癸丑之役」（又因戰場主要在江西、南京而被稱為「贛寧之役」，國共兩黨多稱為「二次革命」）。以江西為首的各邦在7月相繼宣布獨立討袁，北洋軍隨後於8月發動南征，於18日攻陷南昌。北洋軍李純部佔領江西以後，首先做的便是通緝策動獨立的流亡軍人、民團領袖，通緝宣布獨立的議會議員，解散曾經宣布獨立的議會。而為贛越本邦財政獨立作出巨大貢獻的徐秀鈞，則被北洋軍在北京拘捕，解往九江拷打槍殺。
徐秀鈞之所以被殺並非出於偶然。在癸丑之役中，他通過密電將自己了解的北洋軍動態通知李烈鈞，並策動在保定軍校學習的贛籍子弟投身起義。而他幫助建立的江西民國銀行，已經相當於贛越政府的中央銀行。他為了解決本邦的財政困難，停繳上交中央的協餉，而在癸丑之役爆發後，他主持的銀行又以貨幣政策支援赣軍的軍費，更使他成為袁政權的眼中釘。他一生的路徑，也很有贛人精英在那個時代的縮影。他作為九江人，曾經赴日、英留學，回國以後，他又在自己的鄉邦主辦教育，同時與當時同盟會的李烈鈞交往頗深。1911年辛亥革命的時候，他並不在自己的鄉邦，而是在河北灤州，參與了當地的起義。隨後，他又曾擔任袁世凱總統府的秘書。1913年，他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的眾議院議員，參與民國憲法起草委員會。他為自己的鄉邦走向財政獨立作出了巨大貢獻，但卻很多時候不在自己母邦。因為大一統體制下，各邦的人才很容易由於資源的集中，而聚集到首都等少數地方，無法全身心的投入鄉邦的建設。他作為相當於邦聯的中華民國的眾議員，只能留在北京，通過參與聯盟的事務為自己的鄉邦在北洋爭取利益。如果贛越是一個獨立國家，不需要與北京政權保持除外交以外的關係，徐秀鈞能為江西作出的貢獻無疑會更大。而在大一統史觀下，徐秀鈞這種人只會被稱為「反袁鬥爭烈士」，被放在孫文這種小人之後，而不能被人理解其真正意義。而贛人反抗北洋，維護鄉邦尊嚴利益的抗爭，也只會被簡化扭曲為「孫文領導的二次革命」。
https://i1.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1847001.png?resize=461%2C340 <figcaption中華民國憲法起草委員會成立會攝影紀念，徐秀鈞位列其中
事實上，清帝國遺留下來的不合理暴政不僅體現在財政方面。隨著各邦有產階級的利益訴求覺醒，這些舊政策和舊利益集團逐漸被清算，各邦的議會、紳商、正規軍和民軍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利益集團，越來越像獨立國家。北洋軍之所以要對贛議會進行鎮壓，是因為他們知道議會是贛越準主權的象徵。以上的暴行在大一統史觀的不正確理解下，最多會被理解成袁世凱個人的暴政。但既然大一統只能通過抹平差異才能實施，那麼就只有暴政才能維持大一統。因為聽任各地自由發展的結果，必然是拉大各地之間本就存在的差距。實際上，大一統政策不僅傷害帝國“剝削”的地方，也會傷害帝國“補貼”的地方。儘管雲南在清帝國中是一個需要協餉補貼的地方，但那都是因為清帝國需要鎮壓自杜文秀起義[2]以來滇人連綿不絕的反抗。換言之，帝國需要從廣東等富裕的殖民地抽取軍費，用以鎮壓雲南這種反抗強烈的殖民地，這個格局就像是今天中國對新疆的維穩一樣。自從滇人獲得了自己的獨立政權，失去協餉的雲南反而在蔡鍔治下，通過整理錫礦（雲南是一個礦產資源豐富的邦國）等措施增加了收入[3]。如果雲南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他們必能將自己的資源用在自己本國，自給自足，並發展他們自古以來和緬甸、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貿易，而不需要陷入帝國常年的征戰和鎮壓。
上述的格局如果朝有利於各邦的方向走，隨著各邦對清帝國遺留下來的遺產的清算，財政、軍事和政權都已獲得事實獨立的各邦，必然會像西班牙殖民崩潰以後的美洲各國一樣，像蒙、藏這些已經走在前頭的國家一樣，尋求真正的獨立，將準主權變成正式主權。今天我們打開地圖，會看到西班牙語拉丁美洲從墨西哥到阿根廷，一共有十多個大小各異的國家，而他們在美洲獨立戰爭以前，卻都屬於西班牙帝國美洲殖民地的領土。按照近代中華民族大一統的方式，他們全都使用西班牙語，有著共同的泛文化背景，照理來說應該形成一個統一的大美洲國。然而在美洲從西班牙獨立以後，原來殖民地帝國的四大總督轄區新西班牙、新格拉納達、秘魯和拉普拉塔，也分別獨立了。其中，新西班牙轄區獨立為墨西哥帝國。隨後，由於墨西哥帝國自身的中央集權企圖，墨西哥帝國北部受美國影響較深的加州和德州很快又發動了各自的獨立戰爭，加入美利堅合眾國。而南部的中美洲則獨立成為了中美洲聯邦共和國。中美洲聯邦共和國後來由於內部保守派與自由派，中央集權與自治派的分野，再次發生解體，各省紛紛獨立產生今天的危地馬拉、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與哥斯達黎加。類似地，新格拉納達轄區獨立後成為大哥倫比亞共和國，而後委內瑞拉、厄瓜多爾與巴拿馬先後從大哥倫比亞中獨立，大哥倫比亞變成今天的哥倫比亞共和國；拉普拉塔總督轄區獨立後成為拉普拉塔聯合省和巴拉圭，拉普拉塔聯合省而後又解體為今天的阿根廷、烏拉圭與玻利維亞；秘魯總督轄區則解體為秘魯和智利[4]。
https://i1.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viceroyalties-Spanish-territories-Portuguese-Western-Hemisphere-1780.jpg?resize=246%2C340 <figcaption西班牙美洲帝國分為四大總督轄區，很快在獨立後發生多次解體。
西班牙美洲遺產的一次，二次、三次乃至四次解體，產生了墨西哥這樣的大國、智利、哥倫比亞這樣的中型國家和巴拿馬這樣的小國。這些國家的獨立一開始並非全都是因為直接的民族主義呼聲，像是烏拉圭從拉普拉塔聯邦獨立出來，本來只是因為聯邦内部中央集权派和地方分權派之間的分歧，產生了兩派延烏拉圭河各據一方的局面，雙方並未打算分別獨自建國。但由於事實分裂的時間越來越長，雙方都形成了和本地居民利益緊密相關的準國家利益，經過幾次戰爭後，意識到無必要再次聯合，於是「東岸省」（Provincia Oriental）便獨立成為今天的烏拉圭東岸共和國。「西岸」繼續留在今天的阿根廷境內。從歷史的實然來看，所謂中華民國的頭二十年，東亞「十八省」的政治格局便一直有著拉美化的傾向，[...]
非大一統史觀的簡易中華民國史(3)：「十八省」的事實獨立與拉美化格局
https://i0.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0310.png?fit=940%2C492 上篇提到包括蒙、藏、滿和被稱為“新疆”的東突厥斯坦的內亞各邦在民國的政權與獨立運動，而在中華民國剩餘的疆土中，便是被稱為「漢地十八省」的中國本部。從滿清帝國解體以後的局面來說，十八省的格局又大體可以分為兩個梯隊：已經獲得了有效的事實獨立，並經常與中國中央政權（即北洋政權）發生戰爭或結盟等準外交行為的各省，以及未能獲得事實獨立，構成北洋統治核心的各省。上文提到，清帝國在編練新軍的時候，除北洋總督轄區外，財政基本是由各邦自付。而由於北洋總督轄區的各省（河北、河南及山東）在財政上是最窮的，因此北洋軍的軍費一大部分依賴於清帝國的「協餉」制度，即通過中央政府從其他地方的財政抽調補貼。北洋軍儘管是練得最強大的一支新軍，但他的財政來源卻極度依賴滿洲帝國的此種補貼。北洋自身依托的財政基礎，卻是各轄區中最窮的，除了國際維和部隊在天津維持的天津自由貿易區海關和帝國自己的運河體系外，並沒有太大的財源。
熟悉現代制度理念的人很容易從這種制度中看出，這是一種明顯的殖民帝國的財政暴政，通過中央機構抽調富裕地區的庫房，強行平衡核心殖民地和外圍殖民地之間的差距（這種財政手段無疑也被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推到極致）。這種不合理的財政制度，只有在帝國還存在的時候還能維持，因此在帝國分崩離析，各邦有產者-選民權利意識空前覺醒的時候，就會構成後帝國時代，也就是中華民國頭二十年鬥爭的焦點。
以贛越（江西）為例，贛地位居內陸，在歷史上各殖民帝國時期，常常被視作窮省。但該省的地緣形式事實並不差。贛北依托長江，贛南依托和南粵的交通，實際上可以通過自由貿易得到很好的繁榮發展。清英簽署《天津條約》後，英國在九江開闢了租界。九江英租界在贛越歷史上發揮了類似香港對廣東的輻射作用，將近代化的示範效應良好地展示給了贛人。揚子江國際自由貿易航道的開通，也使得贛越的商品可以通過航運運往長江口岸的上海自由港輸出到國際市場。這些都成為了贛越近代自由和繁榮的基石。1911年，贛越獨立以後，為了解決贛越財政嚴重虧缺的狀況，江西都督府的財政顧問徐秀鈞向贛督李烈鈞建議，首先停繳贛越政府給北京政府的稅款，然後以「江西民國銀行」的名義，發行自己的貨幣和國債，穩定金融市場，提高民國銀行的信譽。他的這些措施大大舒緩了江西的財政壓力，解放了贛人的經濟潛力[1]。
https://i1.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KIU-KIANG.jpg?resize=671%2C340 <figcaption九江英租界對江西發揮了類似香港對廣東的作用
然而他的舉動卻觸動了北洋政府首腦袁世凱的利益。因為這樣的財政措施無疑使得北洋原來從江西得到的軍費來源斷絕。1913年，中華民國爆發南方各邦反對袁世凱專權的「癸丑之役」（又因戰場主要在江西、南京而被稱為「贛寧之役」，國共兩黨多稱為「二次革命」）。以江西為首的各邦在7月相繼宣布獨立討袁，北洋軍隨後於8月發動南征，於18日攻陷南昌。北洋軍李純部佔領江西以後，首先做的便是通緝策動獨立的流亡軍人、民團領袖，通緝宣布獨立的議會議員，解散曾經宣布獨立的議會。而為贛越本邦財政獨立作出巨大貢獻的徐秀鈞，則被北洋軍在北京拘捕，解往九江拷打槍殺。
徐秀鈞之所以被殺並非出於偶然。在癸丑之役中，他通過密電將自己了解的北洋軍動態通知李烈鈞，並策動在保定軍校學習的贛籍子弟投身起義。而他幫助建立的江西民國銀行，已經相當於贛越政府的中央銀行。他為了解決本邦的財政困難，停繳上交中央的協餉，而在癸丑之役爆發後，他主持的銀行又以貨幣政策支援赣軍的軍費，更使他成為袁政權的眼中釘。他一生的路徑，也很有贛人精英在那個時代的縮影。他作為九江人，曾經赴日、英留學，回國以後，他又在自己的鄉邦主辦教育，同時與當時同盟會的李烈鈞交往頗深。1911年辛亥革命的時候，他並不在自己的鄉邦，而是在河北灤州，參與了當地的起義。隨後，他又曾擔任袁世凱總統府的秘書。1913年，他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的眾議院議員，參與民國憲法起草委員會。他為自己的鄉邦走向財政獨立作出了巨大貢獻，但卻很多時候不在自己母邦。因為大一統體制下，各邦的人才很容易由於資源的集中，而聚集到首都等少數地方，無法全身心的投入鄉邦的建設。他作為相當於邦聯的中華民國的眾議員，只能留在北京，通過參與聯盟的事務為自己的鄉邦在北洋爭取利益。如果贛越是一個獨立國家，不需要與北京政權保持除外交以外的關係，徐秀鈞能為江西作出的貢獻無疑會更大。而在大一統史觀下，徐秀鈞這種人只會被稱為「反袁鬥爭烈士」，被放在孫文這種小人之後，而不能被人理解其真正意義。而贛人反抗北洋，維護鄉邦尊嚴利益的抗爭，也只會被簡化扭曲為「孫文領導的二次革命」。
https://i1.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1847001.png?resize=461%2C340 <figcaption中華民國憲法起草委員會成立會攝影紀念，徐秀鈞位列其中
事實上，清帝國遺留下來的不合理暴政不僅體現在財政方面。隨著各邦有產階級的利益訴求覺醒，這些舊政策和舊利益集團逐漸被清算，各邦的議會、紳商、正規軍和民軍更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利益集團，越來越像獨立國家。北洋軍之所以要對贛議會進行鎮壓，是因為他們知道議會是贛越準主權的象徵。以上的暴行在大一統史觀的不正確理解下，最多會被理解成袁世凱個人的暴政。但既然大一統只能通過抹平差異才能實施，那麼就只有暴政才能維持大一統。因為聽任各地自由發展的結果，必然是拉大各地之間本就存在的差距。實際上，大一統政策不僅傷害帝國“剝削”的地方，也會傷害帝國“補貼”的地方。儘管雲南在清帝國中是一個需要協餉補貼的地方，但那都是因為清帝國需要鎮壓自杜文秀起義[2]以來滇人連綿不絕的反抗。換言之，帝國需要從廣東等富裕的殖民地抽取軍費，用以鎮壓雲南這種反抗強烈的殖民地，這個格局就像是今天中國對新疆的維穩一樣。自從滇人獲得了自己的獨立政權，失去協餉的雲南反而在蔡鍔治下，通過整理錫礦（雲南是一個礦產資源豐富的邦國）等措施增加了收入[3]。如果雲南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他們必能將自己的資源用在自己本國，自給自足，並發展他們自古以來和緬甸、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貿易，而不需要陷入帝國常年的征戰和鎮壓。
上述的格局如果朝有利於各邦的方向走，隨著各邦對清帝國遺留下來的遺產的清算，財政、軍事和政權都已獲得事實獨立的各邦，必然會像西班牙殖民崩潰以後的美洲各國一樣，像蒙、藏這些已經走在前頭的國家一樣，尋求真正的獨立，將準主權變成正式主權。今天我們打開地圖，會看到西班牙語拉丁美洲從墨西哥到阿根廷，一共有十多個大小各異的國家，而他們在美洲獨立戰爭以前，卻都屬於西班牙帝國美洲殖民地的領土。按照近代中華民族大一統的方式，他們全都使用西班牙語，有著共同的泛文化背景，照理來說應該形成一個統一的大美洲國。然而在美洲從西班牙獨立以後，原來殖民地帝國的四大總督轄區新西班牙、新格拉納達、秘魯和拉普拉塔，也分別獨立了。其中，新西班牙轄區獨立為墨西哥帝國。隨後，由於墨西哥帝國自身的中央集權企圖，墨西哥帝國北部受美國影響較深的加州和德州很快又發動了各自的獨立戰爭，加入美利堅合眾國。而南部的中美洲則獨立成為了中美洲聯邦共和國。中美洲聯邦共和國後來由於內部保守派與自由派，中央集權與自治派的分野，再次發生解體，各省紛紛獨立產生今天的危地馬拉、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與哥斯達黎加。類似地，新格拉納達轄區獨立後成為大哥倫比亞共和國，而後委內瑞拉、厄瓜多爾與巴拿馬先後從大哥倫比亞中獨立，大哥倫比亞變成今天的哥倫比亞共和國；拉普拉塔總督轄區獨立後成為拉普拉塔聯合省和巴拉圭，拉普拉塔聯合省而後又解體為今天的阿根廷、烏拉圭與玻利維亞；秘魯總督轄區則解體為秘魯和智利[4]。
https://i1.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viceroyalties-Spanish-territories-Portuguese-Western-Hemisphere-1780.jpg?resize=246%2C340 <figcaption西班牙美洲帝國分為四大總督轄區，很快在獨立後發生多次解體。
西班牙美洲遺產的一次，二次、三次乃至四次解體，產生了墨西哥這樣的大國、智利、哥倫比亞這樣的中型國家和巴拿馬這樣的小國。這些國家的獨立一開始並非全都是因為直接的民族主義呼聲，像是烏拉圭從拉普拉塔聯邦獨立出來，本來只是因為聯邦内部中央集权派和地方分權派之間的分歧，產生了兩派延烏拉圭河各據一方的局面，雙方並未打算分別獨自建國。但由於事實分裂的時間越來越長，雙方都形成了和本地居民利益緊密相關的準國家利益，經過幾次戰爭後，意識到無必要再次聯合，於是「東岸省」（Provincia Oriental）便獨立成為今天的烏拉圭東岸共和國。「西岸」繼續留在今天的阿根廷境內。從歷史的實然來看，所謂中華民國的頭二十年，東亞「十八省」的政治格局便一直有著拉美化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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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言時報 Polymer 非大一統史觀的簡易中華民國史(3)：「十八省」的事實獨立與拉美化格局 https://i0.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0310.png?fit=940%2C492 上篇提到包括蒙、藏、滿和被稱為“新疆”的東突厥斯坦的內亞各邦在民國的政權與獨立運動，而在中華民國剩餘的疆土中，便是被稱為「漢地十八省」的中國本部。從滿清帝國解體以後的局面來說，十八省的格局又大體可以分為兩個梯隊：已經獲得了有效的事實獨立，並…
儘管東亞各邦的複雜程度高於拉丁美洲。而從應然的角度出發，十八省聯合的中華民國也是解體更好。要求將蒙藏等地區都囊括進來的中華民族主義，本質上和希特拉「統一」歐洲的理由是一樣的。要求十八省統一在一個大聯盟底下的漢族主義，本質上和希特拉吞併奧地利、蘇台德等「大日耳曼地區」的理由一樣。僅僅因為東亞處於世界的邊緣，此種帝國主義才沒有得到世界主流輿論的譴責。「十八省」各邦在缺乏外援的情況下，都處在既不能統治外邦，也不能忍受外邦統治的狀態。他們的勉強聯盟，注定會滋生永無止境的糾紛，這也是國共兩黨所謂「軍閥混戰」的本質。
今天的拉美儘管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地區，但拉美各邦大都相處和睦，良好地融入國際秩序，已經多年沒有發生國與國之間邊界糾紛的戰事。各國根據自己的需要，互相組成中美洲聯合體、南美洲國家聯盟、安第斯條約組織等等互相尊重主權的國際組織，各自制定有利於自己的財政、關稅和貨幣政策，形成像南方共同市場這樣的自由貿易區或關稅同盟；保護各自的文化，制訂各自的移民與福利政策。共同的西班牙語文化背景在獨立的各國之間產生的是親邦之間美好的感情。如果數世紀以前，拉美各國不是各自經過小規模戰爭以後建國，而是各方為了懷念昔日西班牙帝國的榮耀，耗費巨大的民力強行統一成「大美洲國」，這樣的美好感情就會變成大美洲國內部各「省」相互之間的「地域歧視」。而聖馬丁和波利華等美洲獨立戰爭功臣就會被歷史描繪成「軍閥混戰」的野心家，並將智利或哥斯達黎加曾經的獨立政權描繪為「英美帝國主義支持的軍閥割據勢力」。大美洲國為了「恢復」自己的「領土完整」，或許還會要求「收復」失去的德州和加州，要求國際社會承認「一個美洲」政策，並與美國發生國際衝突。這樣的美洲肯定不會有政治自由，更不可能有民主，甚至會失去財產權等基本權利。這樣的一個大一統美洲國家必然只能通過專制乃至極權的方式維繫，利用國家社會主義的財政暴政平衡各地自發產生的差異，通過洗腦教育讓人們認同違背自己切身利益的虛假共同體，剝奪人們的權利與尊嚴。
https://i1.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800px-Qing_viceroys.png?resize=481%2C340 <figcaption清帝國的「十八省」部分分為八個總督府管轄，在清亡以後亦發生解體。
讀者大概已經知道，筆者上述的假想的「大美洲國」便是今天的中國。東亞大陸沒有走向美洲的解體之路，原因既有政治現實上的，也有文化觀念上的。東亞的專制和大一統（兩者實際是同義詞）遺產比美洲更多，美洲在從西班牙獨立之前，只有原來原住民曾經建立阿茲特克帝國與印加帝國。因此，東亞在「中華民國」頭二十年解體的傾向走得更為艱難，但無論如何，這段歷史無疑是東亞大陸各邦在歷史上最輝煌的黃金時期。獨立的廣東、江西或雲南可以是民主國家，也可能是不民主的國家，但統一的中國必然是一個專制國家。
既然中華民國在成立的時候，早就已經有進一步分裂的苗頭。大總統袁世凱很快清楚地明白共和和統一無法兩全的真理。他代表的北洋政權與各獨立政權之間的博弈，筆者將在下篇為讀者繼續介紹。
[1] 朱祥清：《江西近現代人物傳稿》卷二，江西省省志編輯室。
[2] 杜文秀起義（西方多稱為Panthay Rebellion）是清末雲南爆發的一場以當地穆斯林為主的反清起義，參與者同時包括雲南土著與當地漢人。起義軍以大理為基地，維繫了近二十年的獨立政權。
[3] “（雲南）辛亥起義後，雖然秩序較好，省庫財政幸未損失。但是，各省獨立，協餉驟停，中央亦不能協濟，加上援川、援黔、援藏，支出浩繁。為此，軍都督府決心整理財源，節儉支出。首先，整頓釐稅，剔除陋規，使釐稅收入點滴歸公。其次，開設富滇銀行，並設分行於下關、昭通、個舊各處，基金充足，紙幣流通亦有了保證，財政信用提髙。再次，檢査會計，設會計檢査廳，凡預算決算皆財政司編制，而用款之當否則必經會計檢査廳之檢査。此外，還有裁撤浮冗機關，舉辦救國公債，遣散軍隊，以及節儉奉給等。這樣，不僅增加了財政收入，而且每年政費可節省五十餘萬。” 出自谢本书：《蔡锷傳》，天津人民出版社。
[4] 關於美洲獨立戰爭及其後續，可閱讀Wikipedia：Spanish American wars of independence及其相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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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拉美儘管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地區，但拉美各邦大都相處和睦，良好地融入國際秩序，已經多年沒有發生國與國之間邊界糾紛的戰事。各國根據自己的需要，互相組成中美洲聯合體、南美洲國家聯盟、安第斯條約組織等等互相尊重主權的國際組織，各自制定有利於自己的財政、關稅和貨幣政策，形成像南方共同市場這樣的自由貿易區或關稅同盟；保護各自的文化，制訂各自的移民與福利政策。共同的西班牙語文化背景在獨立的各國之間產生的是親邦之間美好的感情。如果數世紀以前，拉美各國不是各自經過小規模戰爭以後建國，而是各方為了懷念昔日西班牙帝國的榮耀，耗費巨大的民力強行統一成「大美洲國」，這樣的美好感情就會變成大美洲國內部各「省」相互之間的「地域歧視」。而聖馬丁和波利華等美洲獨立戰爭功臣就會被歷史描繪成「軍閥混戰」的野心家，並將智利或哥斯達黎加曾經的獨立政權描繪為「英美帝國主義支持的軍閥割據勢力」。大美洲國為了「恢復」自己的「領土完整」，或許還會要求「收復」失去的德州和加州，要求國際社會承認「一個美洲」政策，並與美國發生國際衝突。這樣的美洲肯定不會有政治自由，更不可能有民主，甚至會失去財產權等基本權利。這樣的一個大一統美洲國家必然只能通過專制乃至極權的方式維繫，利用國家社會主義的財政暴政平衡各地自發產生的差異，通過洗腦教育讓人們認同違背自己切身利益的虛假共同體，剝奪人們的權利與尊嚴。
https://i1.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800px-Qing_viceroys.png?resize=481%2C340 <figcaption清帝國的「十八省」部分分為八個總督府管轄，在清亡以後亦發生解體。
讀者大概已經知道，筆者上述的假想的「大美洲國」便是今天的中國。東亞大陸沒有走向美洲的解體之路，原因既有政治現實上的，也有文化觀念上的。東亞的專制和大一統（兩者實際是同義詞）遺產比美洲更多，美洲在從西班牙獨立之前，只有原來原住民曾經建立阿茲特克帝國與印加帝國。因此，東亞在「中華民國」頭二十年解體的傾向走得更為艱難，但無論如何，這段歷史無疑是東亞大陸各邦在歷史上最輝煌的黃金時期。獨立的廣東、江西或雲南可以是民主國家，也可能是不民主的國家，但統一的中國必然是一個專制國家。
既然中華民國在成立的時候，早就已經有進一步分裂的苗頭。大總統袁世凱很快清楚地明白共和和統一無法兩全的真理。他代表的北洋政權與各獨立政權之間的博弈，筆者將在下篇為讀者繼續介紹。
[1] 朱祥清：《江西近現代人物傳稿》卷二，江西省省志編輯室。
[2] 杜文秀起義（西方多稱為Panthay Rebellion）是清末雲南爆發的一場以當地穆斯林為主的反清起義，參與者同時包括雲南土著與當地漢人。起義軍以大理為基地，維繫了近二十年的獨立政權。
[3] “（雲南）辛亥起義後，雖然秩序較好，省庫財政幸未損失。但是，各省獨立，協餉驟停，中央亦不能協濟，加上援川、援黔、援藏，支出浩繁。為此，軍都督府決心整理財源，節儉支出。首先，整頓釐稅，剔除陋規，使釐稅收入點滴歸公。其次，開設富滇銀行，並設分行於下關、昭通、個舊各處，基金充足，紙幣流通亦有了保證，財政信用提髙。再次，檢査會計，設會計檢査廳，凡預算決算皆財政司編制，而用款之當否則必經會計檢査廳之檢査。此外，還有裁撤浮冗機關，舉辦救國公債，遣散軍隊，以及節儉奉給等。這樣，不僅增加了財政收入，而且每年政費可節省五十餘萬。” 出自谢本书：《蔡锷傳》，天津人民出版社。
[4] 關於美洲獨立戰爭及其後續，可閱讀Wikipedia：Spanish American wars of independence及其相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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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匡翹《耳仔軟》探究人生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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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樂壇從來不乏純情少女風，最近推出新歌《耳仔軟》的施匡翹 Zaina，也是走這一類型風格。
施匡翹是蔣嘉瑩師妹。蔣嘉瑩當年憑著《我和殭屍有個約會 II》主題曲《假如真的再有約會》走紅，去年與師妹翻唱成名作，一比下去，Zaina 的表現算是不過不失。可是，這樣的合作，與其看歌藝大比拼，不如視作蔣嘉瑩希望讓更多樂迷留意、認識 Zaina。從這個方面看，翻唱是成功的。
第一主打《初心》，那種唱腔，令人想起初出道時的張柏芝。九十年代中後期，張柏芝也是走純情少女路線，長髮披肩，含羞答答。《任何天氣》與《初心》，後者彷彿有前者的影子。而曲式上兩者都是「易入口」，配合歌手鄰家女孩形象。到了現在派台的《耳仔軟》，更完全是琅琅上口的情歌。
《耳仔軟》的歌詞講述一個內心柔軟的少女，同時遇上兩個愛人，但要選擇最愛的一個，勇敢去愛的背後伴隨著內心掙扎，只有認識自己，勇敢面對自己的感受，才能真正學懂如何去愛。Zaina 在一篇訪問中表示：「周耀輝老師說人生中充滿選擇，不單止愛情路上要選擇，成長路上同樣要選擇。」換言之，《耳仔軟》更深層的意思是想帶出：人生究竟有選擇，抑或無選擇，其實在乎個人想法；而珍惜選擇，抑或放棄選擇，也在乎個人決定。
Zaina 直言自己「耳仔硬」，有要求，並會堅持原則。她最近更愛上瑜伽，決定報讀深造課程，考取瑜伽導師資格。
然而，在香港樂壇講究多元化，以及多棲發展之下，她在未來會否有更多的突破，例如會否跳唱、拍劇拍電影，相信這是眾多樂迷所引頸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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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樂壇從來不乏純情少女風，最近推出新歌《耳仔軟》的施匡翹 Zaina，也是走這一類型風格。
施匡翹是蔣嘉瑩師妹。蔣嘉瑩當年憑著《我和殭屍有個約會 II》主題曲《假如真的再有約會》走紅，去年與師妹翻唱成名作，一比下去，Zaina 的表現算是不過不失。可是，這樣的合作，與其看歌藝大比拼，不如視作蔣嘉瑩希望讓更多樂迷留意、認識 Zaina。從這個方面看，翻唱是成功的。
第一主打《初心》，那種唱腔，令人想起初出道時的張柏芝。九十年代中後期，張柏芝也是走純情少女路線，長髮披肩，含羞答答。《任何天氣》與《初心》，後者彷彿有前者的影子。而曲式上兩者都是「易入口」，配合歌手鄰家女孩形象。到了現在派台的《耳仔軟》，更完全是琅琅上口的情歌。
《耳仔軟》的歌詞講述一個內心柔軟的少女，同時遇上兩個愛人，但要選擇最愛的一個，勇敢去愛的背後伴隨著內心掙扎，只有認識自己，勇敢面對自己的感受，才能真正學懂如何去愛。Zaina 在一篇訪問中表示：「周耀輝老師說人生中充滿選擇，不單止愛情路上要選擇，成長路上同樣要選擇。」換言之，《耳仔軟》更深層的意思是想帶出：人生究竟有選擇，抑或無選擇，其實在乎個人想法；而珍惜選擇，抑或放棄選擇，也在乎個人決定。
Zaina 直言自己「耳仔硬」，有要求，並會堅持原則。她最近更愛上瑜伽，決定報讀深造課程，考取瑜伽導師資格。
然而，在香港樂壇講究多元化，以及多棲發展之下，她在未來會否有更多的突破，例如會否跳唱、拍劇拍電影，相信這是眾多樂迷所引頸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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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與工業革命擦身而過的古代文明(1) 羅馬帝國的工業化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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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1.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2014001.jpg?resize=491%2C340
引言
工業革命，是人類歷史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它象徵著近代文明向現代文明的過渡，並在短短的兩百餘年之間徹底改變了人類生活的模式。工業革命起源於18世紀晚期的英國，並在19世紀初擴展至西歐北美各國。它不止是利用大量機械取代人手，從事簡單而重覆性的工作，大大提高了經濟生產量，也不止意味著工廠的建立和生產模式的革新，它真正的重要性是徹底改變了人類捕獲和使用能源的方式。
化石燃料在歐洲至全世界的工業化的扮演著重要角色，化石燃料不止被用於取暖等簡單應用的領域，而是人類成功從化石燃料中所獲得的能源廣泛用於驅動自動化的機械以至整個國家的經濟。根據經濟史學者莫里斯(Ian Morris)的估算，人類的能源捕獲量(energy capture)是從工業革命起直線上升，而根據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工業革命是西方文明世界霸權的基礎，歐美的科技和經濟優勢將老朽的東方文明遠遠拋在後頭。
工業革命在人類歷史中只出現過一次，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從18世紀的西歐開始單地起源，在歷史上並沒有任何文明如英國般成功創造了產業文明的輝煌。然而，若我們從歷史角度看這個現象，就可以提出一個疑問：人類歷史從農耕起悠悠萬餘年(最近在以色列加利利湖的考古甚至發現23,000年前近東一帶已開始農耕的證據)，為什麼工業革命只出現在最近的200多年？當我們審視考古和文獻證據時，疑團就更深：古代的人類並不比現代人愚笨，他們成功在物質稀缺的時代發展出令人驚嘆的成就，在古代的歐洲和亞洲類似的證據並不罕見。到底是為什麼古人憑他們的智慧和努力，仍然多次跟工業革命失之交臂？
要回答這個問題絕不容易，而一個確切而完整的答案仍然是史學界苦苦追尋的目標。筆者並不打算在這系列的文章中達到一個結論，但希望透過引用最新的考古證據，嘗試探尋到底某些古代文明到底有多接近工業化，而又是甚麼原因導致失敗。在這個系列的文章中，筆者會主要探討古羅馬在早期工業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領域的成果，將之與中國的北宋時代類似的發展，以及近代西歐的情形交叉比較，以分析前兩者跟真正進入工業革命的時代，到底缺少了些甚麼充分的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s)。
古羅馬的工業，水動力機械化、金屬冶煉、造船以及化石燃料的運用
根據馬列主義的史觀，人類文明的發展分為五個社會形態階段：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而根據這種觀點，古羅馬的經濟屬於奴隸社會，是很原始和落後的形態，不可能出現工業化的萌芽。然而，隨著20世紀考古學的發展，現在的歷史學界知道羅馬經濟很複雜，並不能如此簡單地被概括。 筆者在《羅馬時代水力切割石材設施：技術發展與興衰》一文中就探討過，羅馬人會大規模投資在資本(capital)這一生產要素和自動化機械之上。在法國南部尼姆(Nimes)市郊的Barbegal，自從1937-1939年首次進行考古發掘起，考古學家發現了一座羅馬時代的引水道以及一座神秘的巨大建築。這座建築依山坡而建，經研究後得知它是一座羅馬時代工廠的遺址。
總長9公里的引水道在山丘頂部被分成兩條，每條引水道的水被用於驅動兩組每組8個的巨大水車，總功率達到30千瓦(kilowatt)，並驅動16座石磨。根據最新研究，這座規模龐大的麵粉工廠每日可以不經人手磨製25,000公斤麵粉，足夠讓27,000人食用，可能是供應阿爾勒(Arles)附近的港口城市使用。
麵粉工廠的年代可以追溯至公元120-130年的哈德良(Hadrian)年間，是古代世界已發現最大規模的規模工業和最大規模的資本投資實例。直到目前為止，類似規模的古代工廠只有Barbegal磨坊一座，即使在羅馬帝國的其他地方，或是在更遙遠的亞洲都沒有能與之比肩的規模工業。
從3世紀開始，羅馬人亦將水車應用在石材切割機之上。由水車提供動力，以簡單但有效的齒輪和曲軸傳動的機械，在日耳曼尼亞的特里爾附近、土耳其的希拉波利斯、以弗所、約旦的傑拉什都有投入應用用作切割大量大理石材，以滿足羅馬帝國建築工程業對石材石料的龐大需求。在帝國全盛時代，切割石材在全國境內的需求可能達到每年千萬片的數量級。
另外，羅馬的水車有應用全世界都沒有的獨門技術：在軸上安裝滾珠軸承以減少磨擦、增加效率。由此可見，到了羅馬帝國時期，水動力和水車已經被廣泛應用，甚至有不同的機械設計以滿足不同用途的需求，並達到了接近工業規模的應用。
https://i2.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2014003.jpg?resize=512%2C340 <figcaptionBarbegal磨坊復原圖：羅馬乃至整個古代世界最大規模的機械動力集中應用
在羅馬帝國，除了大規模應用水動力以驅動機械外，金屬冶煉也達到了一個歷史上前所未見的規模。羅馬人使用的金屬包括有鐵、銅、鉛、金、銀等。根據估計，羅馬帝國一年生產82,500公噸鐵、15,000公噸銅、80,000公噸鉛、200公噸銀和9公噸黃金。羅馬是工業革命前世界最大的銅和鉛生產國，在西班牙礦區產生的重金屬微粒污染物隨風飄到法國白朗峰山上、甚至格陵蘭的冰層之上。根據研究，羅馬時代的格陵蘭冰層鉛污染物達到背景濃度的4倍，而白朗峰冰層樣本更達到背景濃度10倍。
羅馬鋼鐵工業的繁盛體現在礦場附近的礦渣棄置區之上：法國艾爾蘭特森林礦場的鐵礦渣總重量達到30萬公噸，而在潘諾尼亞的馬伊丹佩克(Majdanpek)礦山，鐵礦渣堆積如山，總重量更達到驚人的300萬公噸。在同時代的世界，並沒有發現比馬伊丹佩克更大規模的鐵礦渣棄置區遺址。
由此可見，在羅馬時代的鋼鐵生產有可能已經達到工業規模的生產。羅馬人冶煉鋼鐵的另一個創新，是在萊茵河流域的日耳曼尼亞地區甚至開始利用煙煤(bituminous coal)取代木碳作冶煉鐵礦的原料，這點被20世紀的考古研究證實，將同類技術在西方的發明年份推前了超過1,700年。除了產量大和以煤作煉鐵原料外，羅馬亦有技術能力製造用作製造武器的優質鋼材。
例如諾里庫姆(Noricum)就以生產優質鋼劍而聞名，在丹麥的尼達姆(Nydam)發現羅馬長劍，其中一把刃部顯微硬度高達937HV(維氏硬度)，是羅馬冶煉技術高碳鋼鋼材經淬火後所產生的馬氏體(Martensite，或譯作「麻田散鐵」)所能夠達到的極限硬度。羅馬的鋼鐵大量生產，因此羅馬軍隊能配備鐵甚至鋼製的武器和防具。羅馬的鐵生產甚至旺盛到一個地步，軍用和民用的馬車車輪上都能夠負擔得起安裝鐵環以保護木製車輪，在歐洲，直到18世紀這種做法都不普遍。利用包鐵車輪的做法，在羅馬的圖拉真記功柱浮雕上有描繪，而龐貝古城(Pompeii)亦曾出土包鐵的民用驢車文物，顯示鐵產量大而價錢便宜到平民都能使用，這在接下來多個世紀的歐洲都是極罕見的例外。
https://i0.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2014005.jpg?resize=377%2C340 <figcaption羅馬時代輪子包鐵的民用驢車實物，出土於龐貝古城(Pompeii) https://i0.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2014007.jpg?resize=333%2C340 <figcaption以色列希伯崙(Hebron)發現的現存保存最完好的羅馬鋼盔，約公元132-135年，羅馬鋼鐵生產旺盛以滿足軍事和民間工農業對鋼鐵的需求。羅馬軍隊大規模普及一體式鋼盔是羅馬金屬冶煉和先進的鋼鐵打造工藝的見證
工業生產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批量標準化生產，很多人以為這是很近代才發明的觀念，然而在羅馬，考古學家發現了工業規模的作坊，顯示羅馬人很早就已經有「量產」的概念。
在意大利中北部的摩德納(Modena)，考古學家發現了一座羅馬時代的油燈工廠，並找到了大量被棄置的陶製油燈。這座工廠屬於FORTIS品牌，在當時是以設計時尚所聞名。這些油燈是以同一個模倒模所製成，銷售遍及歐亞非三大洲，是其中一種世上最早的標準化製作商品，而FORTIS及其競爭者亦是最早能做到洲際營銷運作的企業。除了油燈外，羅馬用來裝載貨物的雙耳瓶(amphora)也是量產物品的例子。單單在羅馬一座城的垃圾棄置場Monte Testaccio，就有5,300萬個雙耳瓶被棄置，在全國各個城市所消耗的雙耳瓶數量簡直是不可想像。
近年英國南安普敦大學的考古團隊在羅馬的皇家港口波爾圖(Portus)更發現了一座相信是造船廠的建築，它規模極其龐大，長180米、闊60米、高15米，有8個船塢，可以同時流水線式組裝16艘商船，並能在不同天氣條件下全天候運作[...]
那些與工業革命擦身而過的古代文明(1) 羅馬帝國的工業化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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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1.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2014001.jpg?resize=491%2C340
引言
工業革命，是人類歷史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它象徵著近代文明向現代文明的過渡，並在短短的兩百餘年之間徹底改變了人類生活的模式。工業革命起源於18世紀晚期的英國，並在19世紀初擴展至西歐北美各國。它不止是利用大量機械取代人手，從事簡單而重覆性的工作，大大提高了經濟生產量，也不止意味著工廠的建立和生產模式的革新，它真正的重要性是徹底改變了人類捕獲和使用能源的方式。
化石燃料在歐洲至全世界的工業化的扮演著重要角色，化石燃料不止被用於取暖等簡單應用的領域，而是人類成功從化石燃料中所獲得的能源廣泛用於驅動自動化的機械以至整個國家的經濟。根據經濟史學者莫里斯(Ian Morris)的估算，人類的能源捕獲量(energy capture)是從工業革命起直線上升，而根據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工業革命是西方文明世界霸權的基礎，歐美的科技和經濟優勢將老朽的東方文明遠遠拋在後頭。
工業革命在人類歷史中只出現過一次，這是毫無疑問的事實：從18世紀的西歐開始單地起源，在歷史上並沒有任何文明如英國般成功創造了產業文明的輝煌。然而，若我們從歷史角度看這個現象，就可以提出一個疑問：人類歷史從農耕起悠悠萬餘年(最近在以色列加利利湖的考古甚至發現23,000年前近東一帶已開始農耕的證據)，為什麼工業革命只出現在最近的200多年？當我們審視考古和文獻證據時，疑團就更深：古代的人類並不比現代人愚笨，他們成功在物質稀缺的時代發展出令人驚嘆的成就，在古代的歐洲和亞洲類似的證據並不罕見。到底是為什麼古人憑他們的智慧和努力，仍然多次跟工業革命失之交臂？
要回答這個問題絕不容易，而一個確切而完整的答案仍然是史學界苦苦追尋的目標。筆者並不打算在這系列的文章中達到一個結論，但希望透過引用最新的考古證據，嘗試探尋到底某些古代文明到底有多接近工業化，而又是甚麼原因導致失敗。在這個系列的文章中，筆者會主要探討古羅馬在早期工業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領域的成果，將之與中國的北宋時代類似的發展，以及近代西歐的情形交叉比較，以分析前兩者跟真正進入工業革命的時代，到底缺少了些甚麼充分的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s)。
古羅馬的工業，水動力機械化、金屬冶煉、造船以及化石燃料的運用
根據馬列主義的史觀，人類文明的發展分為五個社會形態階段：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而根據這種觀點，古羅馬的經濟屬於奴隸社會，是很原始和落後的形態，不可能出現工業化的萌芽。然而，隨著20世紀考古學的發展，現在的歷史學界知道羅馬經濟很複雜，並不能如此簡單地被概括。 筆者在《羅馬時代水力切割石材設施：技術發展與興衰》一文中就探討過，羅馬人會大規模投資在資本(capital)這一生產要素和自動化機械之上。在法國南部尼姆(Nimes)市郊的Barbegal，自從1937-1939年首次進行考古發掘起，考古學家發現了一座羅馬時代的引水道以及一座神秘的巨大建築。這座建築依山坡而建，經研究後得知它是一座羅馬時代工廠的遺址。
總長9公里的引水道在山丘頂部被分成兩條，每條引水道的水被用於驅動兩組每組8個的巨大水車，總功率達到30千瓦(kilowatt)，並驅動16座石磨。根據最新研究，這座規模龐大的麵粉工廠每日可以不經人手磨製25,000公斤麵粉，足夠讓27,000人食用，可能是供應阿爾勒(Arles)附近的港口城市使用。
麵粉工廠的年代可以追溯至公元120-130年的哈德良(Hadrian)年間，是古代世界已發現最大規模的規模工業和最大規模的資本投資實例。直到目前為止，類似規模的古代工廠只有Barbegal磨坊一座，即使在羅馬帝國的其他地方，或是在更遙遠的亞洲都沒有能與之比肩的規模工業。
從3世紀開始，羅馬人亦將水車應用在石材切割機之上。由水車提供動力，以簡單但有效的齒輪和曲軸傳動的機械，在日耳曼尼亞的特里爾附近、土耳其的希拉波利斯、以弗所、約旦的傑拉什都有投入應用用作切割大量大理石材，以滿足羅馬帝國建築工程業對石材石料的龐大需求。在帝國全盛時代，切割石材在全國境內的需求可能達到每年千萬片的數量級。
另外，羅馬的水車有應用全世界都沒有的獨門技術：在軸上安裝滾珠軸承以減少磨擦、增加效率。由此可見，到了羅馬帝國時期，水動力和水車已經被廣泛應用，甚至有不同的機械設計以滿足不同用途的需求，並達到了接近工業規模的應用。
https://i2.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2014003.jpg?resize=512%2C340 <figcaptionBarbegal磨坊復原圖：羅馬乃至整個古代世界最大規模的機械動力集中應用
在羅馬帝國，除了大規模應用水動力以驅動機械外，金屬冶煉也達到了一個歷史上前所未見的規模。羅馬人使用的金屬包括有鐵、銅、鉛、金、銀等。根據估計，羅馬帝國一年生產82,500公噸鐵、15,000公噸銅、80,000公噸鉛、200公噸銀和9公噸黃金。羅馬是工業革命前世界最大的銅和鉛生產國，在西班牙礦區產生的重金屬微粒污染物隨風飄到法國白朗峰山上、甚至格陵蘭的冰層之上。根據研究，羅馬時代的格陵蘭冰層鉛污染物達到背景濃度的4倍，而白朗峰冰層樣本更達到背景濃度10倍。
羅馬鋼鐵工業的繁盛體現在礦場附近的礦渣棄置區之上：法國艾爾蘭特森林礦場的鐵礦渣總重量達到30萬公噸，而在潘諾尼亞的馬伊丹佩克(Majdanpek)礦山，鐵礦渣堆積如山，總重量更達到驚人的300萬公噸。在同時代的世界，並沒有發現比馬伊丹佩克更大規模的鐵礦渣棄置區遺址。
由此可見，在羅馬時代的鋼鐵生產有可能已經達到工業規模的生產。羅馬人冶煉鋼鐵的另一個創新，是在萊茵河流域的日耳曼尼亞地區甚至開始利用煙煤(bituminous coal)取代木碳作冶煉鐵礦的原料，這點被20世紀的考古研究證實，將同類技術在西方的發明年份推前了超過1,700年。除了產量大和以煤作煉鐵原料外，羅馬亦有技術能力製造用作製造武器的優質鋼材。
例如諾里庫姆(Noricum)就以生產優質鋼劍而聞名，在丹麥的尼達姆(Nydam)發現羅馬長劍，其中一把刃部顯微硬度高達937HV(維氏硬度)，是羅馬冶煉技術高碳鋼鋼材經淬火後所產生的馬氏體(Martensite，或譯作「麻田散鐵」)所能夠達到的極限硬度。羅馬的鋼鐵大量生產，因此羅馬軍隊能配備鐵甚至鋼製的武器和防具。羅馬的鐵生產甚至旺盛到一個地步，軍用和民用的馬車車輪上都能夠負擔得起安裝鐵環以保護木製車輪，在歐洲，直到18世紀這種做法都不普遍。利用包鐵車輪的做法，在羅馬的圖拉真記功柱浮雕上有描繪，而龐貝古城(Pompeii)亦曾出土包鐵的民用驢車文物，顯示鐵產量大而價錢便宜到平民都能使用，這在接下來多個世紀的歐洲都是極罕見的例外。
https://i0.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2014005.jpg?resize=377%2C340 <figcaption羅馬時代輪子包鐵的民用驢車實物，出土於龐貝古城(Pompeii) https://i0.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2014007.jpg?resize=333%2C340 <figcaption以色列希伯崙(Hebron)發現的現存保存最完好的羅馬鋼盔，約公元132-135年，羅馬鋼鐵生產旺盛以滿足軍事和民間工農業對鋼鐵的需求。羅馬軍隊大規模普及一體式鋼盔是羅馬金屬冶煉和先進的鋼鐵打造工藝的見證
工業生產的一個重要特徵是批量標準化生產，很多人以為這是很近代才發明的觀念，然而在羅馬，考古學家發現了工業規模的作坊，顯示羅馬人很早就已經有「量產」的概念。
在意大利中北部的摩德納(Modena)，考古學家發現了一座羅馬時代的油燈工廠，並找到了大量被棄置的陶製油燈。這座工廠屬於FORTIS品牌，在當時是以設計時尚所聞名。這些油燈是以同一個模倒模所製成，銷售遍及歐亞非三大洲，是其中一種世上最早的標準化製作商品，而FORTIS及其競爭者亦是最早能做到洲際營銷運作的企業。除了油燈外，羅馬用來裝載貨物的雙耳瓶(amphora)也是量產物品的例子。單單在羅馬一座城的垃圾棄置場Monte Testaccio，就有5,300萬個雙耳瓶被棄置，在全國各個城市所消耗的雙耳瓶數量簡直是不可想像。
近年英國南安普敦大學的考古團隊在羅馬的皇家港口波爾圖(Portus)更發現了一座相信是造船廠的建築，它規模極其龐大，長180米、闊60米、高15米，有8個船塢，可以同時流水線式組裝16艘商船，並能在不同天氣條件下全天候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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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言時報 Polymer 那些與工業革命擦身而過的古代文明(1) 羅馬帝國的工業化萌芽 https://i1.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2010.png?fit=940%2C492 https://i1.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2014001.jpg?resize=491%2C340 引言 工業革命，是人類歷史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它象徵著近代…
。羅馬的商船，尤其是運糧船，是標準化流水線式建造的產物，船身包上鉛皮以防止海水和海洋生物腐蝕。羅馬時代，地中海海運達至極盛，大量生產貨船和客船所消耗的鉛皮、鐵釘等金屬數量，在羅馬帝國滅亡後接下來的很多個世紀都沒有被超越。
https://i0.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2014008.jpg?resize=474%2C334 <figcaption羅馬時代大量生產的油燈：羅馬工業繁榮的見證
記得文章開頭時提過，工業革命的其中一個特徵是對化石燃料的使用。事實上，羅馬在公元1世紀征服不列顛尼亞之後，就開始對化石燃料進行研究和應用。
考古研究證實，到了公元2世紀末前，羅馬的不列顛尼亞所有露天、易於開採的煤礦全部都曾經被羅馬人所開採。在哈德良長城的軍營中，煤被用作提供取暖和加熱浴場水池之用。
而在北海，羅馬人甚至建立了煤的貿易路線。在日耳曼尼亞，煤甚至被用作冶煉鋼鐵，顯示羅馬人除了知道燃燒煤能取暖之外，還可以用作加熱礦石、冶煉金屬。然而即使羅馬人對化石燃料有這樣的認識，他們並未有如工業革命先驅的英國人般使用煤來產生水蒸汽，驅動渦輪和機械。關於這點，筆者稍後會再深入探討。
https://i1.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2014009.jpg?resize=600%2C340 <figcaptionMonte Testaccio堆滿了羅馬時代的雙耳瓶碎片，單單羅馬城一個就已經有5,300萬個
除了以上所提及過的「工業化萌芽」特徵外，羅馬亦是目前為止世上第一個集齊工業化所需要的基本技術的古文明。到了公元2世紀，羅馬人已經發明了渦輪、曲軸、滾珠軸承、金屬製三角齒齒輪等工業化必需的機械零件和技術(部分技術繼承自希臘化時代)。
生活在公元1世紀，希臘裔發明家亞歷山大港的希羅(Hero of Alexandria)甚至在他的著作中提到過一個利用蒸汽驅動的旋轉金屬球，雖然該金屬球的設計並不是如某些坊間媒體吹噓的「世界最早蒸汽機」，並不能直接用作驅動機械，但汽轉球的發明顯示羅馬人是的的確確知道燒水產生的蒸汽能用作做工和驅動機械。
加上自希臘化時代已經被發現的液壓學知識，以及希臘、羅馬人製造複雜機械(如安提基特拉機械和自動化水鐘)的經驗，所有工業革命所需要的基礎知識，在羅馬人手上都已經全部具備。然而，羅馬人最終卻卡在這裡，汽轉球和各種先進的液壓裝置淪為不能實用化的玩具，煤只用作冶鐵和取暖而不是驅動機械，羅馬帝國就此跟一場能源捕獲和經濟生產模式領域的革命失之交臂。
到了公元3世紀，羅馬逐漸衰落，而自5世紀它滅亡後大部分古典時代的工業化成就在歐洲都被遺忘。到底為何羅馬無法將這些成果進一步發展，將這場波瀾壯闊的能源、經濟革命一舉提前1,700年？傳統上，學術界有一種意見認為羅馬的奴隸制是制約羅馬工業萌芽的最重要因素，既然有大量便宜的奴隸，工廠老闆如又何必投資在節約勞動力的科技和自動化機械之上呢？
這種解釋看上去很合理，但筆者個人對這種觀點並不能完全苟同。筆者相信，奴隸並不是令羅馬人對自動化機械和化石燃料失去興趣的最主要原因。筆者的懷疑主要原因是羅馬帝國後期的奴隸和勞動力成本並不是一直在下降。
隨著羅馬版圖發展至極盛，對外戰爭的奴隸來源漸枯竭，按照經濟學供求平衡的原理，奴價很大會只會上升而不會下降。而蠻族入侵亦不能解釋這個現象，因為在蠻族大規模入侵之前，羅馬人足足有數百年的時間完善這突破性的技術，但它並沒有開花結果。跟外部原因相比，筆者傾向相信以地理和經濟原因解釋羅馬未能發展出工業革命的理由，關於這個問題，就請容許筆者稍後再深入探討。
原文網址：https://zannanzahattusili.blogspot.com/2019/09/1.html
參考資料：
1. Smith, A. H. V. (1997) Provenance of Coals from Roman Sites in England and Wales. Britannia, Vol. 28, pp. 297–324
2. Buchwald V. F. (2005) Iron and steel in ancient times. The Royal Danish Academy of Science and Letters.
3. Sürmelihindi G. et. al. (2018) The second century CE Roman watermills of Barbegal: Unraveling the enigma of one of the oldest industrial complexes. Science Advances 05 Sep 2018: Vol. 4, no. 9, eaar3620. Retrieved from: https://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4/9/eaar3620
4. https://www.haaretz.com/archaeology/farming-already-begun-23-000-years-ago-1.5377791
5. http://www.nbcnews.com/id/28072109/ns/technology_and_science-science/t/roman-factory-town-oil-lamps-found/#.XW-5fCj0l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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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0.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2014008.jpg?resize=474%2C334 <figcaption羅馬時代大量生產的油燈：羅馬工業繁榮的見證
記得文章開頭時提過，工業革命的其中一個特徵是對化石燃料的使用。事實上，羅馬在公元1世紀征服不列顛尼亞之後，就開始對化石燃料進行研究和應用。
考古研究證實，到了公元2世紀末前，羅馬的不列顛尼亞所有露天、易於開採的煤礦全部都曾經被羅馬人所開採。在哈德良長城的軍營中，煤被用作提供取暖和加熱浴場水池之用。
而在北海，羅馬人甚至建立了煤的貿易路線。在日耳曼尼亞，煤甚至被用作冶煉鋼鐵，顯示羅馬人除了知道燃燒煤能取暖之外，還可以用作加熱礦石、冶煉金屬。然而即使羅馬人對化石燃料有這樣的認識，他們並未有如工業革命先驅的英國人般使用煤來產生水蒸汽，驅動渦輪和機械。關於這點，筆者稍後會再深入探討。
https://i1.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2014009.jpg?resize=600%2C340 <figcaptionMonte Testaccio堆滿了羅馬時代的雙耳瓶碎片，單單羅馬城一個就已經有5,300萬個
除了以上所提及過的「工業化萌芽」特徵外，羅馬亦是目前為止世上第一個集齊工業化所需要的基本技術的古文明。到了公元2世紀，羅馬人已經發明了渦輪、曲軸、滾珠軸承、金屬製三角齒齒輪等工業化必需的機械零件和技術(部分技術繼承自希臘化時代)。
生活在公元1世紀，希臘裔發明家亞歷山大港的希羅(Hero of Alexandria)甚至在他的著作中提到過一個利用蒸汽驅動的旋轉金屬球，雖然該金屬球的設計並不是如某些坊間媒體吹噓的「世界最早蒸汽機」，並不能直接用作驅動機械，但汽轉球的發明顯示羅馬人是的的確確知道燒水產生的蒸汽能用作做工和驅動機械。
加上自希臘化時代已經被發現的液壓學知識，以及希臘、羅馬人製造複雜機械(如安提基特拉機械和自動化水鐘)的經驗，所有工業革命所需要的基礎知識，在羅馬人手上都已經全部具備。然而，羅馬人最終卻卡在這裡，汽轉球和各種先進的液壓裝置淪為不能實用化的玩具，煤只用作冶鐵和取暖而不是驅動機械，羅馬帝國就此跟一場能源捕獲和經濟生產模式領域的革命失之交臂。
到了公元3世紀，羅馬逐漸衰落，而自5世紀它滅亡後大部分古典時代的工業化成就在歐洲都被遺忘。到底為何羅馬無法將這些成果進一步發展，將這場波瀾壯闊的能源、經濟革命一舉提前1,700年？傳統上，學術界有一種意見認為羅馬的奴隸制是制約羅馬工業萌芽的最重要因素，既然有大量便宜的奴隸，工廠老闆如又何必投資在節約勞動力的科技和自動化機械之上呢？
這種解釋看上去很合理，但筆者個人對這種觀點並不能完全苟同。筆者相信，奴隸並不是令羅馬人對自動化機械和化石燃料失去興趣的最主要原因。筆者的懷疑主要原因是羅馬帝國後期的奴隸和勞動力成本並不是一直在下降。
隨著羅馬版圖發展至極盛，對外戰爭的奴隸來源漸枯竭，按照經濟學供求平衡的原理，奴價很大會只會上升而不會下降。而蠻族入侵亦不能解釋這個現象，因為在蠻族大規模入侵之前，羅馬人足足有數百年的時間完善這突破性的技術，但它並沒有開花結果。跟外部原因相比，筆者傾向相信以地理和經濟原因解釋羅馬未能發展出工業革命的理由，關於這個問題，就請容許筆者稍後再深入探討。
原文網址：https://zannanzahattusili.blogspot.com/2019/09/1.html
參考資料：
1. Smith, A. H. V. (1997) Provenance of Coals from Roman Sites in England and Wales. Britannia, Vol. 28, pp. 297–324
2. Buchwald V. F. (2005) Iron and steel in ancient times. The Royal Danish Academy of Science and Letters.
3. Sürmelihindi G. et. al. (2018) The second century CE Roman watermills of Barbegal: Unraveling the enigma of one of the oldest industrial complexes. Science Advances 05 Sep 2018: Vol. 4, no. 9, eaar3620. Retrieved from: https://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4/9/eaar3620
4. https://www.haaretz.com/archaeology/farming-already-begun-23-000-years-ago-1.5377791
5. http://www.nbcnews.com/id/28072109/ns/technology_and_science-science/t/roman-factory-town-oil-lamps-found/#.XW-5fCj0l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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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毒王」乃中國人本性範本
https://i1.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0246.png?fit=940%2C492
終囯人刷紀錄唔駛你教，就算這個紀錄是反人類蠻夷屬性。
日前有一男被稱為「鄭州毒王」，茲因牠在已確診武漢化武肺炎之後，竟然依舊帶病上路「旅遊」，以 一己之力向大半個歐羅巴大陸播毒，根據醫療人員按毒王「旅遊」路線推測，牠這十天旅程已經令最 少四萬人曝露在感染武漢生化病毒呢條 #屍籌之路 上。香港人呢大半年來講咗當做咗嘅攬炒，林奠刻 意將香港中門大開迎毒算是小試牛刀，毒王呢種自編自導自演自費式攬炒，以一己之力於半舍歐洲散毒，論攪炒，終囯人才最值得學習。
在下相信對正常心智香港人來說，終囯毒王呢種損人不利己終囯人核心價值早已見慣不怪，終囯人明知武漢化武傳染力及致命率俱高，牠們反而視病向淺中醫為牛屎，世界各地手持外國護照卻仍然華頭華腦嘅終囯人彷彿係山西趕屍，未染病嘅終囯人一係就囤積物資居奇準備發死人財，要麼就如毒王或者各地潛伏嘅大媽般，唯恐天下不亂，動輒於別人門柄吐口水或者忽然長途旅行，這種「朕就算死，你都不得好死」復讎心，混合普遍終囯人畸形「恩主」心態，衍生出當代呢十四億新終囯人。
至於「恩主」心態絕對是終共囯國萃，一言以蔽之則是《叮噹》技安精神 —— 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當武漢化武開始幅射海外蔓延時，別國禁止來自高風險終囯的終囯人入境，終囯人馬上開口埋口屌人「歧視」，明明生化肺炎發源地係終共囯武漢，終囯人就借已被牠們滲透的WuhanHO之口，叫英文字母好乜撚新冠舊冠都好，總之呢種病命名「武漢」就係歧視。
好啦，終於冚球鏟啦，大家都係地球人，沒有誰比誰更高尚，終囯人就掐造假新聞，搖身一變成係世界各國「新冠肺炎救星」，呢個時候美國爆瘟就係「美國肺炎」，意大利淪陷則是「意大利流感」，總之終囯人千錯萬錯億億錯，一定唔係終囯嘅錯，無恥之於終囯人固然無疆界，終囯人比曹操更曹操，不單不可天下人負我，直頭係要受佢害者叫返始作俑者做懦夫救星。
「鄭州毒王」劣行在終囯以外文明人眼中都是不可思議，對終囯人來說卻只是路人甲 —— 咱們一街都係呢種閪人，毒王？害了四萬人？那個害了幾萬萬人的毒神還在紫禁城中死而不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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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毒王」乃中國人本性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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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囯人刷紀錄唔駛你教，就算這個紀錄是反人類蠻夷屬性。
日前有一男被稱為「鄭州毒王」，茲因牠在已確診武漢化武肺炎之後，竟然依舊帶病上路「旅遊」，以 一己之力向大半個歐羅巴大陸播毒，根據醫療人員按毒王「旅遊」路線推測，牠這十天旅程已經令最 少四萬人曝露在感染武漢生化病毒呢條 #屍籌之路 上。香港人呢大半年來講咗當做咗嘅攬炒，林奠刻 意將香港中門大開迎毒算是小試牛刀，毒王呢種自編自導自演自費式攬炒，以一己之力於半舍歐洲散毒，論攪炒，終囯人才最值得學習。
在下相信對正常心智香港人來說，終囯毒王呢種損人不利己終囯人核心價值早已見慣不怪，終囯人明知武漢化武傳染力及致命率俱高，牠們反而視病向淺中醫為牛屎，世界各地手持外國護照卻仍然華頭華腦嘅終囯人彷彿係山西趕屍，未染病嘅終囯人一係就囤積物資居奇準備發死人財，要麼就如毒王或者各地潛伏嘅大媽般，唯恐天下不亂，動輒於別人門柄吐口水或者忽然長途旅行，這種「朕就算死，你都不得好死」復讎心，混合普遍終囯人畸形「恩主」心態，衍生出當代呢十四億新終囯人。
至於「恩主」心態絕對是終共囯國萃，一言以蔽之則是《叮噹》技安精神 —— 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當武漢化武開始幅射海外蔓延時，別國禁止來自高風險終囯的終囯人入境，終囯人馬上開口埋口屌人「歧視」，明明生化肺炎發源地係終共囯武漢，終囯人就借已被牠們滲透的WuhanHO之口，叫英文字母好乜撚新冠舊冠都好，總之呢種病命名「武漢」就係歧視。
好啦，終於冚球鏟啦，大家都係地球人，沒有誰比誰更高尚，終囯人就掐造假新聞，搖身一變成係世界各國「新冠肺炎救星」，呢個時候美國爆瘟就係「美國肺炎」，意大利淪陷則是「意大利流感」，總之終囯人千錯萬錯億億錯，一定唔係終囯嘅錯，無恥之於終囯人固然無疆界，終囯人比曹操更曹操，不單不可天下人負我，直頭係要受佢害者叫返始作俑者做懦夫救星。
「鄭州毒王」劣行在終囯以外文明人眼中都是不可思議，對終囯人來說卻只是路人甲 —— 咱們一街都係呢種閪人，毒王？害了四萬人？那個害了幾萬萬人的毒神還在紫禁城中死而不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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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沒有再輸的本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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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國勇、龍振邦撰文為武漢病毒正名，並提醒「中國人陋習劣根才是病毒之源。如此態度，十多年後，沙士 3.0 定必出現」，被迫撤回，這是分明的以政治權威壓倒學術真理！今次是科學，下次難保社會科學、心理學等，如此，香港哪有真學術可言？香港過去較中國大陸優勝，是因為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會被捲入政治漩渦，香港的不會。現在袁教授如實發表自己的觀察及心得，竟被迫緘默其口，香港何以異於中國大陸？日後是否稍為觸及中共陰暗面、中國人劣根性的，都不可發表？這一狀況，和文革年代上綱上線，摧折知識分子有什麼分別？還不是極左思潮嗎？
抗疫期間，理應眾志成城，但中共及其傀儡似有意無意借港人的分心，加緊對香港政治中立、學術自由、新聞採訪自由、言論表達自由予以毀滅。三家美國傳媒記者被禁止在港、澳採訪，何君堯率領一群嘍囉開街站倡議廿三條立法，魔警捍衛藍絲貼宣傳單張而拘捕做文宣的黃絲手足。無法覓得口罩供應而要靠懲教署生產，算；無法挽救蕭條得過分的經濟，算。為何還要抽後腿？加大港人的恐懼？對前線研究者指手劃腳？香港至今抗疫若有成效，決非港共的功勞，而是港人自救、互助的結果 (網上流傳一衛生署護士自白：「香港武漢肺炎疫情， 是靠香港人自己守住， 跟政府、衛生署或衛生防護中心一點關係也沒有！」)。這麼看來，港人辛苦交稅去維持港共運作，維持來幹什麼？吸啜港人膏血以反噬港人，此乃今天港共政權之真實本相，不能欺瞞。
沙嶺公墓最近被發現多了不少無人認領而入土的屍骸，當中多少是被自殺的手足，不得而知。冷冰冰的號碼、歪歪斜斜的碑石，無名無姓無相片，確實教人感慨。然而，大好年青人，誰令他們落得如斯下場？他們明知得此下場而仍然堅持下去，又是為了什麼？這裡種種，不能因一個肺炎而一筆勾銷，當粉筆字抹了，每條都是寶貴的生命，都是為香港獻身、反被中共之爪牙迫死。而這個殺人的極權，其傀儡、爪牙，迄今仍不知悔改，恃著惡法及武器，到處訴說歪理，害更多的香港人。我們真的可以坐視不理，默不作聲嗎？
一個不顧港人利益，只知殘民以逞的政府，沒有繼續存在的理由。抗爭是應有之義。抗爭也不應限於制度內，因一開始創建制度的那個政權本身就有問題，喜歡將黑說成白，說過的不當作一回事，最近指武漢肺炎病毒來自美國，這個國家的本性，還不清楚嗎？即使立會過半，在五星旗迎風飄揚下，香港仍然是沒有好日子過。「中國好，香港好」是大話。
或許，保住性命，維持健康，勿忘初心，苦撐待變，是香港人唯一可以做的事。別再誤信謊言，誤墮騙局，善忘成性，香港沒有再輸的本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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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沒有再輸的本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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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國勇、龍振邦撰文為武漢病毒正名，並提醒「中國人陋習劣根才是病毒之源。如此態度，十多年後，沙士 3.0 定必出現」，被迫撤回，這是分明的以政治權威壓倒學術真理！今次是科學，下次難保社會科學、心理學等，如此，香港哪有真學術可言？香港過去較中國大陸優勝，是因為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會被捲入政治漩渦，香港的不會。現在袁教授如實發表自己的觀察及心得，竟被迫緘默其口，香港何以異於中國大陸？日後是否稍為觸及中共陰暗面、中國人劣根性的，都不可發表？這一狀況，和文革年代上綱上線，摧折知識分子有什麼分別？還不是極左思潮嗎？
抗疫期間，理應眾志成城，但中共及其傀儡似有意無意借港人的分心，加緊對香港政治中立、學術自由、新聞採訪自由、言論表達自由予以毀滅。三家美國傳媒記者被禁止在港、澳採訪，何君堯率領一群嘍囉開街站倡議廿三條立法，魔警捍衛藍絲貼宣傳單張而拘捕做文宣的黃絲手足。無法覓得口罩供應而要靠懲教署生產，算；無法挽救蕭條得過分的經濟，算。為何還要抽後腿？加大港人的恐懼？對前線研究者指手劃腳？香港至今抗疫若有成效，決非港共的功勞，而是港人自救、互助的結果 (網上流傳一衛生署護士自白：「香港武漢肺炎疫情， 是靠香港人自己守住， 跟政府、衛生署或衛生防護中心一點關係也沒有！」)。這麼看來，港人辛苦交稅去維持港共運作，維持來幹什麼？吸啜港人膏血以反噬港人，此乃今天港共政權之真實本相，不能欺瞞。
沙嶺公墓最近被發現多了不少無人認領而入土的屍骸，當中多少是被自殺的手足，不得而知。冷冰冰的號碼、歪歪斜斜的碑石，無名無姓無相片，確實教人感慨。然而，大好年青人，誰令他們落得如斯下場？他們明知得此下場而仍然堅持下去，又是為了什麼？這裡種種，不能因一個肺炎而一筆勾銷，當粉筆字抹了，每條都是寶貴的生命，都是為香港獻身、反被中共之爪牙迫死。而這個殺人的極權，其傀儡、爪牙，迄今仍不知悔改，恃著惡法及武器，到處訴說歪理，害更多的香港人。我們真的可以坐視不理，默不作聲嗎？
一個不顧港人利益，只知殘民以逞的政府，沒有繼續存在的理由。抗爭是應有之義。抗爭也不應限於制度內，因一開始創建制度的那個政權本身就有問題，喜歡將黑說成白，說過的不當作一回事，最近指武漢肺炎病毒來自美國，這個國家的本性，還不清楚嗎？即使立會過半，在五星旗迎風飄揚下，香港仍然是沒有好日子過。「中國好，香港好」是大話。
或許，保住性命，維持健康，勿忘初心，苦撐待變，是香港人唯一可以做的事。別再誤信謊言，誤墮騙局，善忘成性，香港沒有再輸的本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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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與工業革命擦身而過的古代文明(2) 羅馬經濟與北宋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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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與北宋的「工業化萌芽」：一段簡易比較史 上一篇文章提到，羅馬帝國在公元1-2世紀的經濟和工商業相當繁盛，甚至開始建立了歷史上最早有考古證據支持的自動化工廠Barbegal磨坊。根據計量歷史學者推算，在公元1-2世紀羅馬帝國極盛時期，羅馬的人均能源捕獲量(energy capture per capita)達到維持生命所需水平的150%，根據最近的估算，按照以不同的方式進行估計，羅馬帝國極盛時的人均GDP達到以1990年國際美元(1990 international dollar)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簡稱PPP)的$620-$940美元，即相當於2019年計價的$1,217-$1,845美元，超過了很多現代經濟欠發達國家，如阿富汗和南撒哈拉非洲國家的水平。
記住，這是羅馬全國平均水平，而位於帝國經濟核心的意大利半島，人均GDP可能甚至更高。雖然古代GDP的估算仍然是充滿困難、不確定性和爭議性的歷史研究領域，但一個距今已經接近2,000年前的古文明達到如此之高的經濟成就，仍然令人刮目相看。
除此之外，羅馬繁盛的農業生產出大量餘糧(surplus grain)，羅馬人的營養水平在公元1世紀達至最高，最近考古證據指出肉類在羅馬帝國的糧食市場中變得便宜和普遍，而帝國亦有足夠的財政實力支撐規模達數十萬的脫產職業常備軍隊。
羅馬的城市化水平達到19世紀初期西歐的水準：在全國範圍總城市人口達到1,400萬人，如果估算全國有7,000萬人口則達到20%的城市化率、在意大利半島超過20%甚至可能接近25%的水平。單單一座羅馬城，總人口就達到了100萬人，佔全國人口的1.4%，並可跟工業革命初期的英國首都倫敦相比美。
《羅馬帝國衰亡史》作者吉本(Edward Gibbon，公元1737-1794年在生)在著作中認為羅馬帝國的成就只有當他正身處的工業革命早期才被超過，也許不一定只是一種奉承和誇張的讚美。
https://i0.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1734002.jpg?resize=489%2C340 <figcaption北宋的畫作顯示水動力和水車在同時期的中國被應用作驅動石磨
然而，即使達到了此前人類文明從未達到的高度，羅馬文明畢竟還是逃不過衰落和覆亡的命運。在羅馬帝國滅亡後的西歐，即使現代學者已經很少再使用「黑暗時代」(Dark Ages)來形容這段時期，但經濟、貿易、城市建設、科學和技術的廣泛倒退卻是顯然易見的事實。當人均能源捕獲達到每人每日31kcal(千卡)的水平就無法再突破，歷史學家莫里斯(Ian Morris)將之稱為古代經濟發展的一個「天花板」。正當歐洲的經濟發展陷入後羅馬時期的停滯甚至倒退同時，在東方的中國正經歷一次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
根據一篇1962年Robert Hartwell發表的論文，公元960-1126年的北宋時期中國出現了一次類似羅馬在1,000年前所經歷的「工業化萌芽」。根據這篇論文，Robert Hartwell所估計的北宋時期中國的鋼鐵產量超過傳統估計20-40倍，達到了75,000至150,000公噸，也就是達到甚至超過了羅馬極盛時期的鋼鐵產量。
但這個估算數字並不是完全沒有爭議的，因為上篇文章所提及過羅馬有多處考古出土的大規模鐵礦渣棄置遺址，單一產礦區的棄置量最高可達300萬公噸，以此作堅實的理據去支持羅馬鐵產量峰值超過8萬公噸的估算，而中國截至目前為止並沒有發現北宋時期同等規模的鐵渣遺址。
另外，並沒有證據證明北宋的馬車和驢車跟羅馬一樣用上了鐵環包邊，因此將宋代的鐵產量估算到如此高的水平在學術界並不是沒有爭議。經濟史學者麥迪遜(Maddison)就對北宋的經濟發展水平抱持懷疑態度，他估算在公元1000年中國的人均GDP，按之前提過的1990年國際美元計價，僅$450美元，遠低於公元1年意大利的$809美元。然而亦有部分歷史學家同意宋代擁有高度發達的經濟水平。
例如莫里斯(Ian Morris)就估算宋代約公元1200年中國的人均能源捕獲量達到了每人每日30.5kcal，已經非常接近羅馬在公元1世紀達到的峰值31kcal。其他金屬生產的數據，如以格陵蘭冰芯重構，每年釋放進入大氣層的銅污染物排放量，公元1100年的北宋時期達到了每年2,100公噸，接近羅馬在公元1年所達到的峰值2,300公噸，這提供另一線索的證據。
https://i1.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1734003.jpg?resize=720%2C316 <figcaption根據冰層污染推算，羅馬是工業革命前最大的銅生產國，宋代的中國緊隨其後
根據Hartwell對文獻記載及考古的研究，宋代中國有規模地使用煤作為首都開封一帶的取暖工具、建立了煤的貿易和市場、甚至利用煤來取代炭作為冶煉鐵的材料。在1962年，羅馬以煤冶鐵的遺址並未被考古學界發現，因此Hartwell錯誤將宋代以煤冶鐵的技術說成領先西方接近700年。由於考古證據的缺乏，我們沒辦法比較宋代和羅馬的煤產量和使用量，然而以煤使用的廣泛程度而言，北宋時期華北地區對煤的使用規模有可能超過了羅馬治下英格蘭和日耳曼尼亞。
除此之外，宋代亦有繁盛的商品經濟、海上貿易、造船業和織造工業。宋代所發明的紡織機，其設計被認為接近工業革命初期所使用、1764年發明的珍妮紡紗機。同時，宋代亦對水動力和水車有廣泛的應用，例如用作驅動石磨和冶鐵高爐的風鼓。
當我們嘗試比較羅馬和北宋的「早期工業化」成果，我們可以找到不少相似之處：大規模使用水動力並用作驅動機械、大量生產的商品、造船業的繁盛、對煤的開採、交易、使用、金屬生產的旺盛、高度城市化等等，在公元1-2世紀的羅馬和公元10-12世紀的北宋都存在很大的相似性(parallel)。
而兩者跟工業革命時的化石燃料運用都存在重大差異。事實上，中國對化石燃料的使用並不止於宋朝：在漢朝就在四川發現了天然氣並將之燃燒來蒸發鹽水生產食鹽。然而，不論是在中國還是羅馬，化石燃料只被用作取暖和加熱礦石，並沒有證據顯示兩個相距近1,000年的文明有將利用化石燃料製造蒸汽驅動機械實用化，後者只在18世紀的英國被廣泛應用。即使兩國均有利用水動力驅動機械並將生產自動化的嘗試，然而水動力在能夠提供的功率先天不足，比不上工業革命時的蒸汽機，亦是兩者均未能突破31kcal能源捕獲量限制的重要原因。
當然，有種意見認為，女真人(Jurchen)對華北的征服是北宋未能進一步發展，將煤用作建造蒸汽機、驅動自動化工業機械的原因。筆者對這種說法亦抱懷疑態度。從宋代的文獻和考古研究來看，宋代終其一朝並沒有證據顯示他們掌握了蒸汽機的技術，甚至沒有發現蒸汽能用作做功。從這個角度看，宋朝能夠進入工業革命的前景(prospects)甚至可能不如羅馬。
北宋科技跟羅馬的分別是：至少在羅馬，蒸汽動力、滾珠軸承、曲軸(crank shaft)、渦輪(turbine)等建造蒸汽機的基礎技術已經具備，但北宋並沒有獨立發明以上所述的全部機械，他們根本未有掌握所有工業革命必需的基礎技術。此外，我們也沒有考古證據證明宋代工業作坊運用機械自動化的規模，能超過羅馬時代Barbegal那座擁有16座大型水車的磨坊工場、還有波爾圖港口生產商船的流水線式造船廠。要讓北宋進入工業革命，並不單純是鐵生產量夠多、懂得使用化石燃料就足夠的。單純用煤來取暖和煉鐵，並不能立即轉變成大量利用煤在經濟生產和勞動節約(labor substitution)機械上。
要進入真正的工業革命，一個文明體系至少必須擁有將化石燃料釋出的能量用作做工的技術，在這裡我還沒有探討經濟誘因(economic incentives)對一個國家出現工業化的關鍵性影響，而在北宋，這種條件是並不具備的。因此即使沒有金人入侵，北宋也不一定能獨立發展出自己的一場工業革命。筆者相信，即使宋代的工業化「萌芽」跟羅馬時代一樣令人印象深刻，但普遍上而言，北宋可能並不比1,000年前的羅馬更接近工業革命。
說到這裡，或者大家會有個疑問，到底為甚麼既然在人類歷史上至少發生有兩次「早期工業化」的事件，但沒有一次能真正引發起全面性的一場工業革命？早期工業化，在甚麼情況下能發展出正式的工業革命，又是為什麼羅馬人和北宋人都錯過了這個機會？在接下來的討論中，筆者會嘗試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兩者分別是因為哪些可能的原因而導致早期工業化的腰斬。
筆者相信，18世紀英國所發生的事，在歷史上的其他文明是不太可能將之複製的，其主要原因在於18世紀的科技、國際政治局勢和經濟體系並不存在於羅馬和北宋。關於英國進入工[...]
那些與工業革命擦身而過的古代文明(2) 羅馬經濟與北宋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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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與北宋的「工業化萌芽」：一段簡易比較史 上一篇文章提到，羅馬帝國在公元1-2世紀的經濟和工商業相當繁盛，甚至開始建立了歷史上最早有考古證據支持的自動化工廠Barbegal磨坊。根據計量歷史學者推算，在公元1-2世紀羅馬帝國極盛時期，羅馬的人均能源捕獲量(energy capture per capita)達到維持生命所需水平的150%，根據最近的估算，按照以不同的方式進行估計，羅馬帝國極盛時的人均GDP達到以1990年國際美元(1990 international dollar)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簡稱PPP)的$620-$940美元，即相當於2019年計價的$1,217-$1,845美元，超過了很多現代經濟欠發達國家，如阿富汗和南撒哈拉非洲國家的水平。
記住，這是羅馬全國平均水平，而位於帝國經濟核心的意大利半島，人均GDP可能甚至更高。雖然古代GDP的估算仍然是充滿困難、不確定性和爭議性的歷史研究領域，但一個距今已經接近2,000年前的古文明達到如此之高的經濟成就，仍然令人刮目相看。
除此之外，羅馬繁盛的農業生產出大量餘糧(surplus grain)，羅馬人的營養水平在公元1世紀達至最高，最近考古證據指出肉類在羅馬帝國的糧食市場中變得便宜和普遍，而帝國亦有足夠的財政實力支撐規模達數十萬的脫產職業常備軍隊。
羅馬的城市化水平達到19世紀初期西歐的水準：在全國範圍總城市人口達到1,400萬人，如果估算全國有7,000萬人口則達到20%的城市化率、在意大利半島超過20%甚至可能接近25%的水平。單單一座羅馬城，總人口就達到了100萬人，佔全國人口的1.4%，並可跟工業革命初期的英國首都倫敦相比美。
《羅馬帝國衰亡史》作者吉本(Edward Gibbon，公元1737-1794年在生)在著作中認為羅馬帝國的成就只有當他正身處的工業革命早期才被超過，也許不一定只是一種奉承和誇張的讚美。
https://i0.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1734002.jpg?resize=489%2C340 <figcaption北宋的畫作顯示水動力和水車在同時期的中國被應用作驅動石磨
然而，即使達到了此前人類文明從未達到的高度，羅馬文明畢竟還是逃不過衰落和覆亡的命運。在羅馬帝國滅亡後的西歐，即使現代學者已經很少再使用「黑暗時代」(Dark Ages)來形容這段時期，但經濟、貿易、城市建設、科學和技術的廣泛倒退卻是顯然易見的事實。當人均能源捕獲達到每人每日31kcal(千卡)的水平就無法再突破，歷史學家莫里斯(Ian Morris)將之稱為古代經濟發展的一個「天花板」。正當歐洲的經濟發展陷入後羅馬時期的停滯甚至倒退同時，在東方的中國正經歷一次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
根據一篇1962年Robert Hartwell發表的論文，公元960-1126年的北宋時期中國出現了一次類似羅馬在1,000年前所經歷的「工業化萌芽」。根據這篇論文，Robert Hartwell所估計的北宋時期中國的鋼鐵產量超過傳統估計20-40倍，達到了75,000至150,000公噸，也就是達到甚至超過了羅馬極盛時期的鋼鐵產量。
但這個估算數字並不是完全沒有爭議的，因為上篇文章所提及過羅馬有多處考古出土的大規模鐵礦渣棄置遺址，單一產礦區的棄置量最高可達300萬公噸，以此作堅實的理據去支持羅馬鐵產量峰值超過8萬公噸的估算，而中國截至目前為止並沒有發現北宋時期同等規模的鐵渣遺址。
另外，並沒有證據證明北宋的馬車和驢車跟羅馬一樣用上了鐵環包邊，因此將宋代的鐵產量估算到如此高的水平在學術界並不是沒有爭議。經濟史學者麥迪遜(Maddison)就對北宋的經濟發展水平抱持懷疑態度，他估算在公元1000年中國的人均GDP，按之前提過的1990年國際美元計價，僅$450美元，遠低於公元1年意大利的$809美元。然而亦有部分歷史學家同意宋代擁有高度發達的經濟水平。
例如莫里斯(Ian Morris)就估算宋代約公元1200年中國的人均能源捕獲量達到了每人每日30.5kcal，已經非常接近羅馬在公元1世紀達到的峰值31kcal。其他金屬生產的數據，如以格陵蘭冰芯重構，每年釋放進入大氣層的銅污染物排放量，公元1100年的北宋時期達到了每年2,100公噸，接近羅馬在公元1年所達到的峰值2,300公噸，這提供另一線索的證據。
https://i1.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1734003.jpg?resize=720%2C316 <figcaption根據冰層污染推算，羅馬是工業革命前最大的銅生產國，宋代的中國緊隨其後
根據Hartwell對文獻記載及考古的研究，宋代中國有規模地使用煤作為首都開封一帶的取暖工具、建立了煤的貿易和市場、甚至利用煤來取代炭作為冶煉鐵的材料。在1962年，羅馬以煤冶鐵的遺址並未被考古學界發現，因此Hartwell錯誤將宋代以煤冶鐵的技術說成領先西方接近700年。由於考古證據的缺乏，我們沒辦法比較宋代和羅馬的煤產量和使用量，然而以煤使用的廣泛程度而言，北宋時期華北地區對煤的使用規模有可能超過了羅馬治下英格蘭和日耳曼尼亞。
除此之外，宋代亦有繁盛的商品經濟、海上貿易、造船業和織造工業。宋代所發明的紡織機，其設計被認為接近工業革命初期所使用、1764年發明的珍妮紡紗機。同時，宋代亦對水動力和水車有廣泛的應用，例如用作驅動石磨和冶鐵高爐的風鼓。
當我們嘗試比較羅馬和北宋的「早期工業化」成果，我們可以找到不少相似之處：大規模使用水動力並用作驅動機械、大量生產的商品、造船業的繁盛、對煤的開採、交易、使用、金屬生產的旺盛、高度城市化等等，在公元1-2世紀的羅馬和公元10-12世紀的北宋都存在很大的相似性(parallel)。
而兩者跟工業革命時的化石燃料運用都存在重大差異。事實上，中國對化石燃料的使用並不止於宋朝：在漢朝就在四川發現了天然氣並將之燃燒來蒸發鹽水生產食鹽。然而，不論是在中國還是羅馬，化石燃料只被用作取暖和加熱礦石，並沒有證據顯示兩個相距近1,000年的文明有將利用化石燃料製造蒸汽驅動機械實用化，後者只在18世紀的英國被廣泛應用。即使兩國均有利用水動力驅動機械並將生產自動化的嘗試，然而水動力在能夠提供的功率先天不足，比不上工業革命時的蒸汽機，亦是兩者均未能突破31kcal能源捕獲量限制的重要原因。
當然，有種意見認為，女真人(Jurchen)對華北的征服是北宋未能進一步發展，將煤用作建造蒸汽機、驅動自動化工業機械的原因。筆者對這種說法亦抱懷疑態度。從宋代的文獻和考古研究來看，宋代終其一朝並沒有證據顯示他們掌握了蒸汽機的技術，甚至沒有發現蒸汽能用作做功。從這個角度看，宋朝能夠進入工業革命的前景(prospects)甚至可能不如羅馬。
北宋科技跟羅馬的分別是：至少在羅馬，蒸汽動力、滾珠軸承、曲軸(crank shaft)、渦輪(turbine)等建造蒸汽機的基礎技術已經具備，但北宋並沒有獨立發明以上所述的全部機械，他們根本未有掌握所有工業革命必需的基礎技術。此外，我們也沒有考古證據證明宋代工業作坊運用機械自動化的規模，能超過羅馬時代Barbegal那座擁有16座大型水車的磨坊工場、還有波爾圖港口生產商船的流水線式造船廠。要讓北宋進入工業革命，並不單純是鐵生產量夠多、懂得使用化石燃料就足夠的。單純用煤來取暖和煉鐵，並不能立即轉變成大量利用煤在經濟生產和勞動節約(labor substitution)機械上。
要進入真正的工業革命，一個文明體系至少必須擁有將化石燃料釋出的能量用作做工的技術，在這裡我還沒有探討經濟誘因(economic incentives)對一個國家出現工業化的關鍵性影響，而在北宋，這種條件是並不具備的。因此即使沒有金人入侵，北宋也不一定能獨立發展出自己的一場工業革命。筆者相信，即使宋代的工業化「萌芽」跟羅馬時代一樣令人印象深刻，但普遍上而言，北宋可能並不比1,000年前的羅馬更接近工業革命。
說到這裡，或者大家會有個疑問，到底為甚麼既然在人類歷史上至少發生有兩次「早期工業化」的事件，但沒有一次能真正引發起全面性的一場工業革命？早期工業化，在甚麼情況下能發展出正式的工業革命，又是為什麼羅馬人和北宋人都錯過了這個機會？在接下來的討論中，筆者會嘗試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兩者分別是因為哪些可能的原因而導致早期工業化的腰斬。
筆者相信，18世紀英國所發生的事，在歷史上的其他文明是不太可能將之複製的，其主要原因在於18世紀的科技、國際政治局勢和經濟體系並不存在於羅馬和北宋。關於英國進入工[...]
聚言即時頻道
聚言時報 Polymer 那些與工業革命擦身而過的古代文明(2) 羅馬經濟與北宋的比較 https://i0.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0313.png?fit=940%2C492 https://i0.wp.com/polymerhk.com/wp-content/uploads/2020/03/20201734001.jpg?resize=619%2C340 羅馬與北宋的「工業化萌芽」：一段簡易比較史 上一篇文章提到，羅馬帝國在公元1…
業革命的強大經濟誘因，和前兩個出現早期工業化文明所面對的經濟、國內及世界格局，筆者會在下一篇文章再作探討。
參考資料：
1. Hartwell, Robert (1962) A Revolution in the Chinese Iron and Coal Industries During the Northern Sung, 960-1126 A.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1, No. 2 (Feb., 1962), pp. 153-162
2. Candelone J. P. el. al. (1996) History of Ancient Copper Smelting Pollution During Roman and Medieval Times Recorded in Greenland Ice. Science Vol. 272, pp. 246-249.
3. Maddison, Angus (2007)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30 AD. Essays in Macro-Economic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0-19-922721-1, pp. 382, table A.7.
4. Lo Cascio, Elio; Malanima, Paolo (2009) GDP in Pre-Modern Agrarian Economies (1–1820 AD). A Revision of the Estimates. Rivista di storia economica, Vol. 25, No. 3, pp. 391–420 (391–401)
5. Morris, Ian (2011) 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 Profile Books, ISBN 978-1-84-668208-7. pp. 628, table A.1.
6. Hanson, J. W. (2016) An Urban Geography of the Roman World, 100 BC to AD 300. Oxford: Archaeopress.
7. https://www.haaretz.com/archaeology/.premium.MAGAZINE-vandals-sack-rome-ruin-culinary-egalitarianism-with-the-city-1.7362620
原文網址：https://zannanzahattusili.blogspot.com/2019/0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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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Hartwell, Robert (1962) A Revolution in the Chinese Iron and Coal Industries During the Northern Sung, 960-1126 A.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1, No. 2 (Feb., 1962), pp. 153-162
2. Candelone J. P. el. al. (1996) History of Ancient Copper Smelting Pollution During Roman and Medieval Times Recorded in Greenland Ice. Science Vol. 272, pp. 246-249.
3. Maddison, Angus (2007)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30 AD. Essays in Macro-Economic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0-19-922721-1, pp. 382, table A.7.
4. Lo Cascio, Elio; Malanima, Paolo (2009) GDP in Pre-Modern Agrarian Economies (1–1820 AD). A Revision of the Estimates. Rivista di storia economica, Vol. 25, No. 3, pp. 391–420 (391–401)
5. Morris, Ian (2011) Why the West Rules – for now. Profile Books, ISBN 978-1-84-668208-7. pp. 628, table A.1.
6. Hanson, J. W. (2016) An Urban Geography of the Roman World, 100 BC to AD 300. Oxford: Archaeopress.
7. https://www.haaretz.com/archaeology/.premium.MAGAZINE-vandals-sack-rome-ruin-culinary-egalitarianism-with-the-city-1.7362620
原文網址：https://zannanzahattusili.blogspot.com/2019/0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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