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以安全关切为理由攻打了主权国家伊朗，俄罗斯以安全关切为理由攻打了主权国家乌克兰。 这两个行为的性质有区别吗？以色列和俄罗斯都是邪恶的侵略者吗？还是说它们都是被逼无奈才先下手为强？

当我们说要尊重“某国人民的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这个选择是权贵的选择，还是人民真实的意愿；一定要弄清楚，这个国家的人民有没有权利，做出自由的选择？就像伊朗的女人们蒙上厚厚的头巾。我们一定要明白，这是出于女人们自愿的选择，还是凌驾于人们头上的那个特权阶层的选择？

十多年前坚决反对垃圾焚烧的环保专家赵章元的判断仍然有效：目前就说垃圾焚烧完全无害，还为时过早。在工艺还未进步到100%无害化处理垃圾焚烧废气、废水、废渣的情况下，垃圾烧得越多，对环境和公众健康的危害就越严重。

这两声警报，一轻一重，一缓一急，却共同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它们提醒我们，守护法律人的言说自由和执业安全，不仅仅是他们一个群体的事。因为当社会的守护者自身都感到不安全时，我们每一个人的权利......

律师则认为，不仅被抓的几名高管不构成犯罪，100多份聊天记录中也仅有几名女主播涉嫌诈骗。

我不关心以色列网红家被炸，我关注湖南广东人民的家被泡

回望这百年女权史：看到火种，也看到未褪的寒夜；看到荒原，更看到即将升起的黎明。责任在我们肩上，希望在我们肩上。以一代又一代女性的接力，于今日书写我们自己的历史（herstory）。

庭上一份评估报告称，邹某豪曾提出接受化学阉割，以期获得较轻刑期，但报告认为，他提出这一建议并非出于悔悟。判决书列出了10起性侵案的时间。3起发生在伦敦，7起在中国......法官质疑邹某豪是否表现出了真正的悔意，认为他具有权力欲与控制欲的表现，意味着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他都将具有危害性。

如果有时间学点历史，也会发现，责任制并不会阻止错案的发生。因为听领导的话，办了错案，“被追责”只是未来的一种可能性。而不听领导的话，“被穿小鞋”则是眼前的现实问题。两害相权，显然眼下不得罪领导才是立身之道。更重要的是，追责的前提，是要先认定出一个错案。换言之，只要没错案，自然就没追责。而只要领导还没有倒台，错案就很难被认定。

长安的荔枝，千里之外运到贵妃嘴里的新鲜荔枝，其实在路上，在经过的道道驿站，在通过的层层关卡，那时，就早已腐败不堪了。层层加码或许能得到新鲜的结果，但在过程里，已经层层腐败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烂荔枝。

在长沙待了十天后，罗甫祥说，医院让他们签了个一式三份的协议，但没给家属方。协议内容大概是，要求家属认可初步的自杀认定，否则拿不走罗帅宇生前任何东西。另外，院方以人道主义的名义付给家属安抚金85.3万元，要求家属方承诺绝对保密。在长沙，家属还被要求放弃尸检。

前两天读到一篇叫做《防生物战：新冠病毒与变种艾滋病传播》的文章，其水平之低劣，内容之荒诞，叫人大开眼界。更离谱的是，作者署名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斌。说真的，若非有官方背景的《祖国》杂志社背书，我还以为这种充斥着一股子地摊文学味儿的东西，是哪位民科狐假虎威，借社科院与杨研究员之名写的呢。

要让伊朗政权更迭合法且长期成功，需要伊朗人民挺身而出，而非由伊朗的死敌直接煽动。战争已然爆发，其结局将决定伊朗核计划的存亡，而中东的未来，正系于此。

讽刺的是，中国记协还针对伊朗国家电视台遭袭发表了一则声明，称“袭击者无论冠以何种名目，将新闻机构置于炮火之下，其行径已越过文明底线。”并且呼吁“停止制造真相黑洞，立即保护冲突区记者安全！”

2018年春天，开学后我正常返回学校，上课时突然收到班主任联系要去谈话。班主任表示，由于对你精神状态的担忧，不能让你继续上课，必须去医院检查，证明没有精神疾病后方可继续上学。同日，父母被呼叫过来。

那儿那茜如果想在国内报考本科，她和她的家长几乎陷入了一个困局。这个困局的破解的方法，也就只能是造假了。无意为那儿那茜鸣不平。但跟那儿那茜高考报名同样境遇的考生，他们的家长，没有那儿那茜家长的人脉和资源。谁来保证他们正常报考高校的权利？以及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和父母一同生活、求学的权利？

相信这两年，有不少网友听说过永乐大典这个说法，它以前是一个历史名词，现在则成为了一个典故，大意就是说西方科技文明都是从永乐大典那里偷来的。不管这样说法对不对，反正这两年在抖音和微博上，这个说法还是挺流行的，这是他们的核心观点。

学校食堂这点破事儿，都持续多少年了，要真想杜绝劣质食材，早就做到了，哪可能隔三差五往热搜里蹦。之所以出现现在这种局面，说白了一句话：不想改变。

相较2023年统计公报中27.44万所幼儿园、4092.98万的在园幼儿数，2024年全国幼儿园数量同比减少了2万多所，在园儿童数量减少了500多万。

媒体懒于报道，民众不再围观，学校的食品安全事件仍然在发生，但已经一切都趋于平静，如同死水一般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