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民福利”的招牌下，苏联社保其实成了特权阶层的提款机：干部享特供，农民没养老金，现收现付压垮财政。福利沦为剥削工具，最终把政权推向解体深渊。

地铁安检真能保安全？还是财政负担下的“面子工程”。当摆设的岗位、走过场的程序，花掉了真金白银，却换不来乘客的安全感。

“功能性宗族”主要始于明清，明代其实都不是很典型，到了清代才开始多起来。这和中国当时以白银为标志的市场化有很深的关系，它与人们常说的反映了地理经济规律的“胡焕庸线”（不包括东北，清朝将东北视为龙兴之地，禁止汉人“闯关东”）呈正相关，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西北、华北鲜有“功能性宗族”的原因。

有网络安全专家分析，这可能是一次防火长城的技术测试或网络防御演习，特别是在北京9月3日阅兵临近的背景下。测试可能涉及新设备或新配置的启用，但也可能因配置错误导致意外中断。

如果外卖员想拒绝手里的单子休息一阵，竟反过来还要向平台支付费用。“4单以内，每单转出去是2块，4单往上是3块，然后是5块、7块，它这个收费标准也是阶梯式的。”小王介绍道。

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执行总会因为各层级的各种短期目标而变形。更何况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一个极度的短期目标，那就是现收现付制度。

广东基孔肯雅热“疫情”，延续了一个多月。各地“防疫”运动，愈演愈烈。什么给小孩子抽血，什么全城清理私人绿植，什么全市大扫除，什么给下水道装防蚊纱网，什么出动吊机搬走天台杂物，什么入户排查积水……比新冠疫情时期生猛百倍。

“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级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邓小平

8月19日，墙内播客平台“小宇宙”将梁文道主持的播客节目《八分半》下架。截至目前，相关页面已无法访问。另一个已完结的同类节目《八分》也被多个平台封禁。7月2日，梁文道在节目中提及已被停刊的香港媒体《苹果日报》和《壹周刊》，并以英文名“Jimmy”隐晦提及这两家媒体的创办人黎智英。

在一个小地方，一个拘留就可以毁掉你这个人，毫不夸张。因为在小地方，体制的力量决定着资源分配，是权威、是公理、是老百姓目力所及的一切。被体制的力量否定，意味着你在当地的社会性死亡。

2025年8月20日，弗兰克·卡普里奥法官逝世，享年88岁。在生命的最后，他依旧那么有能量，笑容灿烂、声音洪亮，他用温柔与同理心，给全世界上了一堂最重要的法律课：谨以此文致敬弗兰克·卡普里奥法官，法袍下的诗人，是黑暗中的光明。他留下的不只是判决，而是一种信念。法律的意义，不只是惩罚，而是教育；不只是约束，而是温暖。

卡普里奥之所以能够成为令人尊重的“法官爷爷”，除了其自身的“人性”，更重要的，是司法化和镜头。“司法化”，让公众与办案机关有一个相对对等的辩论机会。“看得见”，如同抬头三尺有神明，自然就形成一种监督和促进，让镜头前的人，更多地表现出好的一面。

在燕郊生活通勤北京的这十几年里，文子慢慢发现地图上的三十多公里，现实中却是没完没了的奔波。早高峰，检查站就能让人堵几个小时。特殊时期最长要排队三五个小时才能进城。2019年，北京对外地车实施进京证制度，每年最多84天，她和邻居们精心设计的拼车方案彻底泡汤。

卡普里奥的一生，始于1985年走上法官席，终于2025年安然辞世。40年间，他留下的，不是冷冰冰的案例，而是一段段温柔的人情故事。法律常被理解为冷酷的秩序，但他的一生说明，在制度的缝隙里，仍能留下体恤与善意，而那才是真正能让人铭记的力量。

2025年7月6日，云南曲靖一名14岁男同学以送回家为名，放学路上试图性侵同班15岁女生，未遂后杀人。而在两个多月前的深圳，14岁的初中生潘某优也在自家单元楼门口遭同班同学钟某川连捅26刀，不幸身亡。

媒体（已经坠落）和法律界，总是能更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巨变带给人的冲击。他们的无力和悲哀——那种抑郁，从来都不只是“自己的”，而是整个社会的挣扎。

道长也是在一路撤退，一路以前进的方式退场。

当看到这个留言骂我“臭公知”的时候，我倒是没什么怒气，我只是想起祖父说的“臭老九”，心生一丝《百年孤独》式的感慨，觉得自己的家族的命运，似乎也笼罩在了马尔克斯所描绘的那种悲剧轮回中。

社保费用如何撬动企业成本结构？不同类型企业和城市会遭遇怎样的不平衡冲击？政策是否会引发产业升级，或带来就业结构的重排？年轻职场人又将如何切身感受到这些变化？

非常抱歉地通知大家，今晚斯律师的讲座“谈谈劳东燕的抑郁与坚守”不能举办了。不能算完全意外，也不是特别气愤或难过。告诉大家，我更多的是平静。我也不想像有些朋友所说的，换一个主题，或者搞成闭门分享——我的原则是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这是因为我相信这些活动都是有价值的。尽管活动不能举办，准备活动的过程也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