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对 Telegram 来说是非凡的一年。它在 1 月份成为全球下载次数最多的应用,10 月份仅一天就迎来了 7000 万新用户,并在 12 月份被宣布为年度增长最快的应用。
我们知道我们的增长归功于您——我们的用户——所以我们仔细听取了您的反馈,并在这一年中不断为您提供更好的 Telegram。昨天我们发布了今年的第 12 次重大更新,其中包含您要求的功能 - 例如反应和消息翻译 👌
在每次更新时,我们都尝试不只是添加缺失的功能,而是扩展其边界并重新定义其外观、感觉和工作方式。我们希望这种方式可以提高人类交流的质量,为世界带来更多的效率、幸福和欢乐💫
我们刚刚推出的剧透动画是纯粹的魔法,而本次更新中的自定义动画二维码让二维码再次变得性感。新添加的消息反应已经很壮观,但这只是开始:我们现在正忙于寻找使它们更加惊艳的方法🔥
我很感激您对 Telegram 的热爱,并对我们在 2022 年能为您做的事情感到兴奋。谢谢您——祝您新年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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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gram
Pavel Durov
🥳✨ 2021 was a phenomenal year for Telegram. It became the most downloaded app in the world in January, managed to welcome 70 million new users in just one day in October, and was declared the fastest growing app of the year in December.
We know we ow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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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2❤1
极端组织在世俗世界内是不可能根除的,唯一能够对付极端组织的组织,就是坚强的、具有部分原教旨主义性格和强力的战斗力的组织。也就是说,只有那种能够烧死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 1511~1553),能够发动宗教战争的基督徒,才能够抵抗伊斯兰国的侵袭。只有像是彻头彻尾的麦卡锡主义者,才能够抵抗共產党的侵袭。如果你们像蒋介石一样,企图博取马寅初那样的粉红色进步知识分子的赞赏,想要按照他们设置的价值标准来安排你们自己的组织,那么你们的处境就会像是,一头羊群,在杀掉了自己的牧羊犬以后,然后再跟狼群谈判一样荒谬。世界是极其残酷的地方,绝对不是民主小清新所想象的那种乐园,那种乐园永远不能建成,如果它暂时在某种地方能够存在,那么肯定是在其他的某个地方,有些更野蛮更好战的人,替你守住了边界。
我记得芬兰总理有一次跟欧盟谈判的时候,欧盟责备他们为什么采用杀伤性很强的野蛮的地雷,这是违反人道的。芬兰人回答说,欧洲人可以不用这些东西,因为我们芬兰人就是你们的人肉地雷,俄国人要踏到你们欧洲的国土上来,必须从我们这些人肉地雷身上经过。如果我们都像你们那样的话,我们早就是完蛋了。以色列人绝对不可能像是那些有海洋和有缓冲国保护的温和派国家一样,过他们舒适的生活。他们不能做一个法国,如果他们也跟法国一样的话,那么他们早已经完蛋了。而南非的布尔人如果能有一半这样的决心的话,他们也不会是像现在这个下场。如果有朝一日,你们在20年以后,发现你们自己的下场,跟津巴布韦的白人是差不多的,那时候你们一定要想起来,害死你们的是你们自己。就好像蒋介石在台湾的时候,每一次想起来在三、四拾年代劝他搞自由化的那些粉红色知识分子,就会感到痛恨一样,他看到他自己逃到了台湾,而那些粉红色知识分子却围绕在毛澤东的身边,高喊社会主义万岁,他们在蒋介石面前高喊民主和宪政,在毛澤东面前是一个字儿都不敢喊的。如果你们要犯蒋介石同样的那个错误,那么你们就比蒋介石更加不可原谅了。
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如果我处在同样的地位上,在我手里面还有一点资源可以应用的情况下,我一定要选择宁可同归于尽,也不愿意拱手投降然后被人杀掉。但是也许有人会觉得,一种比较缓和的死亡方式会是比较舒适,但是,坦白的说,我不相信这种方法,就我对共產党的了解来说的话,共產党有可能对,像芬兰人那样曾经严重伤害过他的人抱以一定程度的忌惮和尊重;但是对于主动送到他门下的,像马寅初这种人,一旦利用价值用完以后,会给你极其残酷和侮辱性的待遇。我绝不会让自己冒同样的危险。如果我处在一个无法逃避的危险处境的话,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造出极大的破坏,通过这个破坏来证明我有一定的破坏力量,用这个破坏力量做我自己的资本,而不是用牺牲我自己朋友的方法,用绥靖的方法来收买敌人的好感。谢谢。
我记得芬兰总理有一次跟欧盟谈判的时候,欧盟责备他们为什么采用杀伤性很强的野蛮的地雷,这是违反人道的。芬兰人回答说,欧洲人可以不用这些东西,因为我们芬兰人就是你们的人肉地雷,俄国人要踏到你们欧洲的国土上来,必须从我们这些人肉地雷身上经过。如果我们都像你们那样的话,我们早就是完蛋了。以色列人绝对不可能像是那些有海洋和有缓冲国保护的温和派国家一样,过他们舒适的生活。他们不能做一个法国,如果他们也跟法国一样的话,那么他们早已经完蛋了。而南非的布尔人如果能有一半这样的决心的话,他们也不会是像现在这个下场。如果有朝一日,你们在20年以后,发现你们自己的下场,跟津巴布韦的白人是差不多的,那时候你们一定要想起来,害死你们的是你们自己。就好像蒋介石在台湾的时候,每一次想起来在三、四拾年代劝他搞自由化的那些粉红色知识分子,就会感到痛恨一样,他看到他自己逃到了台湾,而那些粉红色知识分子却围绕在毛澤东的身边,高喊社会主义万岁,他们在蒋介石面前高喊民主和宪政,在毛澤东面前是一个字儿都不敢喊的。如果你们要犯蒋介石同样的那个错误,那么你们就比蒋介石更加不可原谅了。
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如果我处在同样的地位上,在我手里面还有一点资源可以应用的情况下,我一定要选择宁可同归于尽,也不愿意拱手投降然后被人杀掉。但是也许有人会觉得,一种比较缓和的死亡方式会是比较舒适,但是,坦白的说,我不相信这种方法,就我对共產党的了解来说的话,共產党有可能对,像芬兰人那样曾经严重伤害过他的人抱以一定程度的忌惮和尊重;但是对于主动送到他门下的,像马寅初这种人,一旦利用价值用完以后,会给你极其残酷和侮辱性的待遇。我绝不会让自己冒同样的危险。如果我处在一个无法逃避的危险处境的话,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造出极大的破坏,通过这个破坏来证明我有一定的破坏力量,用这个破坏力量做我自己的资本,而不是用牺牲我自己朋友的方法,用绥靖的方法来收买敌人的好感。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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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敬《紅色包衣——朱鎔基》
清朝發明了解決不服管束的太監問題的巧妙辦法。他們利用另外一個地位較低的團體──包衣──控制和監督太監。藉由把包衣引入宮廷管理體系,清朝統治者擴大了宮廷的監管和平衡機制。
朱鎔基(1928-,長沙人)的童年符合革命學生的經典軌跡:窮困潦倒而又死要面子的小資產階級家庭,特別是小公務員和行政文職人員。他們時刻都在幻想自己屬於統治階級,把真實階級地位的自然體現當成社會不公的鐵證。他們最容易變成公務員和革命家,兩者的共同特徵就是習慣將自己的欲望解釋成世界的應然。朱鎔基像所有青春期少年一樣,當過幾年文學愛好者,但捉襟見肘的家庭狀況,迫使他方便飯碗的工科。養父說“朱鎔基的童年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從來沒有一件玩具。”(高新:《朱鎔基傳》,第20頁)他即使在飛黃騰達之後,仍然為失落的文學夢感到遺憾,翻譯成階級鬥爭的語言,就是說我哪點比徐志摩差,都怪資本主義害了我們家。他從小依靠獎學金為生,習慣公共宿舍(機關大院前世)的價值觀,敵視天然財富和穩定階級固有的安全感,認為社會公正必須建立在色衰愛馳的妾婦之道上。
家庭和鄉土連他這個中學生都養不起,自然不能培養他的認同。公立學校本來就是馬姆魯克養成所,核心任務就是切斷候補公(共)奴(隸)的一切天然羈絆,因此對孤、寒、畸、零子弟懷有變態的愛心,猶如《鹿鼎記》裡的海公公對待少年韋小寶。公僕和太監都是以建制團體代替天然共同體的歷史成功典範,最清楚“除根”對效績理性主義的基礎重要性。小孩子隨時可以回家,隨時有零花錢,不在乎獎學金,又有課本以外的太多愛好,對公立學校是非常不利的。朱鎔基恰好就是公立學校最需要的那種人,只是歷史出了一點小小的波動,讓他在大學三年級趕上了冷戰,恰好在1949年10月加入“忽然革命”的行列,宣誓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這個尷尬的日期給他留下的陰影,不比江澤民的家庭出身更少。
共產國際接替了內亞殖民者,回到內亞海洋的主要港口北京,為了消除海洋殖民者留下的痕跡,決心“打掃乾淨房子再請客”。清華大學作為海洋殖民者留在東亞的產業,自然遭到優先打掃。校訓改成了“聽話、出活”,積極分子配合軍管會監督部分頑固教師。朱鎔基表現積極,保住了獎學金,但畢業分配的結果,仍然不過副科級。顯然,他的身份和黨齡一樣尷尬。前有入關前的漢軍八旗(東亞人),後有入關後的科舉官僚(中國人)。曹雪芹的祖先如果早幾年出關投靠,就可以做爵爺;現在坐等軍管會進城抓丁,就只能做包衣了;再晚幾十年等到改革開放恢復科舉,又可以直接做縣太爺了。雖然改革幹部(中國人)的實權還不如延安幹部(東亞人)的包衣,卻用不著像包衣那樣做低服小,甚至更容易在廣大群眾面前,以中國主人翁的姿態作威作福。
朱鎔基在紅色滿洲國(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計畫室學習蘇聯老大哥的經驗,培訓過關以後向東亞各地推廣。高崗籌備和主持國家計劃委員會以後,把得力的包衣帶回北京。朱鎔基畢生的性格,就在這個著名的機關大院裡定型。改革幹部(中國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導師,絕大部分來自這個大院的計畫專家。機關大院是中國人殖民諸亞和諸夏各邦的據點,雖然級別待遇和地理分佈各有參差,但組織模式基本一致,構成列寧主義政治共同體的基礎共同體。列寧主義政權的負組織度和諸文明的正組織度,首先就體現于作為政權基礎的偽共同體和天然共同體(部落、教區、家族)。基礎共同體必須像藍藻、地衣和蚯蚓一樣,無中生有地生產秩序。高級共同體(政治共同體)大手筆的經營和揮霍,歸根結蒂都來自基礎共同體看不見摸不著的生產,或者就要以基礎共同體歷史上的秩序生產力為抵押品借貸或預支,同時承擔在計算錯誤或周轉不靈時破產清算的風險。輕度的破產只會導致政權更迭,受損的土壤團塊和變薄的子宮內膜還會生出面目依稀相似的弟弟。重度的破產就會導致文明毀滅或異類文明替代,沙漠或新生態系統對舊文明的精英階級都是卡夫卡的殺人機器。滅絕和新生的差異在火星觀察家的眼中意義重大,對死者而言確實毫無意義。
秩序生產者必須將秩序輸出視為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樂趣,符合上帝的意志、自然的規律或自古以來的習慣。三者至少必須具備其中之一,最佳健康狀態就會全都具備。如果男人和女人為做愛、生育和家庭索取妓院、酒店和學校的同工同酬待遇,系統就崩潰了。土豪(凝結核)和基礎共同體的關係,也是在柔性規訓(威望、示範、羡慕、模仿)的動態平衡範圍內才能達到最佳秩序生產狀態。如果土豪索取員警的待遇和權力,系統就崩潰了。中世紀初期的歐洲和殖民地時期的北美都處在高級共同體或者尚不存在、或者接近於擺設的狀態,因此生長的潛力特別巨大。馬克思所謂“國家是階級的工具”,其實跟自由主義者所謂“小國家大社會”是一個意思。文明作為組織演化的動態系統,衍生擴張和凋謝萎縮共存於生長過程中。前者相對於後者佔優勢的邊界條件,就是天然共同體強於政治共同體。
馬克思通過階級鬥爭實現無階級社會的理想,實際上就是希望平衡態破裂導致系統崩潰。列寧天才地指出,工人自發產生的任何組織都是系統的一部分,指望他們反噬母體是不合邏輯的,只有職業恐怖分子的團體才能長期維持解構能力,前提是負組織度的絕對值必須高於目標社會基礎共同體正組織度的絕對值。波蘭黨組織的解構能力必須高於波蘭天主教會的建構能力,以此類推。反是,黨就滅亡了。天然共同體有不斷自發產生秩序的生命力,因此解構必須反復進行。這就是為什麼“一年不搞恐怖黨危險,三年不搞恐怖黨滅亡”。機關大院的sm文化發揮日常練兵的作用,防止“爹親娘親不如組織親”的巴甫洛夫反射在怠惰中退化。負凝結核在sm亢奮的驅動下,從反社會感情當中獲得快感,正如凝結核在天然感情的驅使下,從社會性感情中獲得快感。
阿拉伯騎士一看到有機會搶下敵方部落酋長女兒的寶石,掛在自己的女朋友頭上,頓時精蟲上腦熱血沸騰,沖向酋長的刀口,臨死時幸福而正確地預期,自己的事蹟會變成歌謠到處流傳,激勵本部落三代以後的子孫,砍下敵方酋長孫子的頭顱。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一看到有機會揭發領導給單位食堂開私灶的小金庫,把自己分到的一份交給工作組,頓時精蟲上腦熱血沸騰,直到領導拿出五百頁黑材料,包括從女朋友到食堂阿姨的檢舉信件,然後在夾邊溝幸福而正確地預期,領導在三年後對《人民日報》搖頭歎氣,會遭到孫子和保姆的揭發,前往夾邊溝跟自己作伴。前者覺得後者簡直不是人,後者覺得前者無非是不能透過表像看實質的業餘愛好者。真正的列寧主義者即使家破人亡,也能從理性的驕傲中得到極大的滿足,覺得馬基雅維利意義的清醒和深刻,足以保證自己高於心慈手軟的庸俗資產階級。
毛澤東把粗心的高崗當作一次性武器,折斷在共產國際核心幹部(世界人)的鐵拳上。國家計劃委員會隨即落入勝利的匪諜系手中,由周恩來的黨羽李富春主持工作。沒有這次鬥爭的勝利,就沒有後來的改革開放,因為改革開放的經濟計畫和經濟專家,都是國家計委培養的。他們對市場經濟的豐富經驗,只有唐納德川普對環境保護的深刻理解才能相比。只有他們才能使市場符合動物農場的需要,只有川普才能用環保署虐待科學家。如果經驗不夠豐富,就只能滿足於取締了。毛澤東不僅沒有能力主持計劃經濟,而且以其馬基雅維利主義者的敏銳懷疑任何計畫,以其湖湘蠻夷的本能敵視任何計畫,深信任何可預期性的增強都會損害他渾水摸魚的特長。沒有他的間歇性破壞,也不會有後來的改革開放,因為莫斯科的計畫機器早在完成整合東亞費拉人口的任務以前,就會因負擔過重而提前二十年崩潰。
國家計委的真實水準並不體現在那些極其粗陋的指標和額度,而是體現在這些演算法預留的不同餘地上。其中分寸,離不開機關大院的資訊黑市。蘇聯廠長經理完成國家計畫的業績優劣,主要取決於秘密鐵櫃裡珍藏的伏特加。這些酒瓶保障了以物易物的零配件地下市場,堪稱蘇聯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無名英雄。朱鎔基作為旗主慘遭圈禁的包衣,管道並不多。高崗的舊部馬洪同樣前途暗淡,兩人經常相互取暖。朱鎔基不懂分寸,主要是因為關係太少,不是因為個性強硬。他後來出名的個性是隨著權力而漸次增加的,在五十年代仍然是個經不起風浪的雛兒,聽到組織將自己劃為右派的決定後,用一哭二鬧的方式表達始終不渝的革命熱忱。他確實沒有什麼右傾的言論和行動,只是本單位的指標必須超額完成,計畫專家誓言的自我實現,顯然比任何其他方式更符合詩意的公正。他勞改回來以後,發現詩意的公正已經上升到更高的段位。造反派要求他將功贖罪,揭發當初拿他填補右派指標的領導。最後正如那個著名的蘇聯笑話所說,反對彼得洛維奇的人、支持彼得洛維奇的人和彼得洛維奇本人都去了五七幹校插秧。
天然感情不需要特殊訓練,就會構成秩序生產者的驅動力。解構者沒有sm體驗,就不可能自動掌握負組織度可持續生產的秘傳知識。朱鎔基發現“企業辦社會”的目的不在於經濟效益,而在於像磺胺冒充對氨基苯甲酸,阻止細菌吸收真正的營養物一樣,冒充天然共同體,以便阻止天然共同體的重新凝結,因為基礎共同體一旦穩固,就會培養保護自己的政治共同體,最安全徹底的砍樹方法,莫過於事先鏟掉土壤。無論部委還是國企,骨子裡都是機關。機關由於佔據了舊土豪的生態位,總有聚集資源的衝動,然而由於組織度為負的緣故,汲取資源的高效和保存資源的低能形成鮮明的對比。機關與機關的博弈當中,任何一方都希望由自己採取“打土豪策略”,由對方採取“做土豪策略”,因為前者總是享有至少是短期的優勢。他理解了國家計委的機關大院,也就理解了所有的經濟機關。宏觀經濟學嚴格說來不是經濟學,而是各經濟機關之間的資源配置。朱鎔基在複出以前,就已經明白控制機關的秘訣了。內容非常簡單,就是搶先製造既成事實,不要害怕得罪人,不要理睬失敗者的糾纏。短期目標的實現有利於改善自己的地位,長期成本最終會變成又一筆糊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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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鎔基在紅色滿洲國(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計畫室學習蘇聯老大哥的經驗,培訓過關以後向東亞各地推廣。高崗籌備和主持國家計劃委員會以後,把得力的包衣帶回北京。朱鎔基畢生的性格,就在這個著名的機關大院裡定型。改革幹部(中國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導師,絕大部分來自這個大院的計畫專家。機關大院是中國人殖民諸亞和諸夏各邦的據點,雖然級別待遇和地理分佈各有參差,但組織模式基本一致,構成列寧主義政治共同體的基礎共同體。列寧主義政權的負組織度和諸文明的正組織度,首先就體現于作為政權基礎的偽共同體和天然共同體(部落、教區、家族)。基礎共同體必須像藍藻、地衣和蚯蚓一樣,無中生有地生產秩序。高級共同體(政治共同體)大手筆的經營和揮霍,歸根結蒂都來自基礎共同體看不見摸不著的生產,或者就要以基礎共同體歷史上的秩序生產力為抵押品借貸或預支,同時承擔在計算錯誤或周轉不靈時破產清算的風險。輕度的破產只會導致政權更迭,受損的土壤團塊和變薄的子宮內膜還會生出面目依稀相似的弟弟。重度的破產就會導致文明毀滅或異類文明替代,沙漠或新生態系統對舊文明的精英階級都是卡夫卡的殺人機器。滅絕和新生的差異在火星觀察家的眼中意義重大,對死者而言確實毫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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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計委的真實水準並不體現在那些極其粗陋的指標和額度,而是體現在這些演算法預留的不同餘地上。其中分寸,離不開機關大院的資訊黑市。蘇聯廠長經理完成國家計畫的業績優劣,主要取決於秘密鐵櫃裡珍藏的伏特加。這些酒瓶保障了以物易物的零配件地下市場,堪稱蘇聯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無名英雄。朱鎔基作為旗主慘遭圈禁的包衣,管道並不多。高崗的舊部馬洪同樣前途暗淡,兩人經常相互取暖。朱鎔基不懂分寸,主要是因為關係太少,不是因為個性強硬。他後來出名的個性是隨著權力而漸次增加的,在五十年代仍然是個經不起風浪的雛兒,聽到組織將自己劃為右派的決定後,用一哭二鬧的方式表達始終不渝的革命熱忱。他確實沒有什麼右傾的言論和行動,只是本單位的指標必須超額完成,計畫專家誓言的自我實現,顯然比任何其他方式更符合詩意的公正。他勞改回來以後,發現詩意的公正已經上升到更高的段位。造反派要求他將功贖罪,揭發當初拿他填補右派指標的領導。最後正如那個著名的蘇聯笑話所說,反對彼得洛維奇的人、支持彼得洛維奇的人和彼得洛維奇本人都去了五七幹校插秧。
天然感情不需要特殊訓練,就會構成秩序生產者的驅動力。解構者沒有sm體驗,就不可能自動掌握負組織度可持續生產的秘傳知識。朱鎔基發現“企業辦社會”的目的不在於經濟效益,而在於像磺胺冒充對氨基苯甲酸,阻止細菌吸收真正的營養物一樣,冒充天然共同體,以便阻止天然共同體的重新凝結,因為基礎共同體一旦穩固,就會培養保護自己的政治共同體,最安全徹底的砍樹方法,莫過於事先鏟掉土壤。無論部委還是國企,骨子裡都是機關。機關由於佔據了舊土豪的生態位,總有聚集資源的衝動,然而由於組織度為負的緣故,汲取資源的高效和保存資源的低能形成鮮明的對比。機關與機關的博弈當中,任何一方都希望由自己採取“打土豪策略”,由對方採取“做土豪策略”,因為前者總是享有至少是短期的優勢。他理解了國家計委的機關大院,也就理解了所有的經濟機關。宏觀經濟學嚴格說來不是經濟學,而是各經濟機關之間的資源配置。朱鎔基在複出以前,就已經明白控制機關的秘訣了。內容非常簡單,就是搶先製造既成事實,不要害怕得罪人,不要理睬失敗者的糾纏。短期目標的實現有利於改善自己的地位,長期成本最終會變成又一筆糊塗賬。
老列寧主義者復辟後,決心徹底清除毛澤東對計劃經濟的干擾破壞。1978年以後,馬洪複出。滿洲計畫官員分據要津,朱鎔基也在其中。他在國家經委內部贏得了能員的聲譽,特長在於更加嚴厲地使用針對幹部的紀律措施。八十年代所謂的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並存,實際上是抓大(計劃經濟)放小(商品經濟)的雙軌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另一面,就是擠幹的橘子統統扔進垃圾箱。大型國企推行嚴格的再列寧化,扭轉毛派製造的紀律渙散局面,確保戰略物資和核心技術的集中控制,對滿洲和上海的影響最大。文革後期放開的農村家庭經濟和地方集體企業才是商品經濟的發展區域,只涉及生活物資和低端技術,實際上是擠幹的橘子在垃圾箱裡發芽,吸引了一批饑不擇食的蝗蟲(盲流)。朱鎔基的管理範圍都在前一部分,指令當然是最有效的手段。海外評論家一廂情願地劃分的“改革派”,大多是管理農業區、共青團和知識份子的幹部,從列寧黨組織的角度講,開明的意思就是荒地的雜草不用割。後來互聯網最初十年的開放幻覺,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朱鎔基和這些部門在人事上缺乏交集,作風更不同調。他外放上海,是為了保持國企的穩定性。成敗取決於調撥物資的計畫能力和鞭打中級幹部的管理魄力,而這兩者都是他的強項。胡耀邦趙紫陽對他並不熱情,陳雲卻頗多支持。浦東開發是外資重返上海的關鍵,陳雲的介入對朱鎔基非常重要。
朱鎔基自認為年事已高,連中央委員都沒有混上,上海是他最後的機會,任滿以後很可能退休,該折騰別人的時候不好好折騰,難道等折騰不動以後再任人折騰不成?他認為上海幹部普遍油滑軟弱,江澤民更是機會主義者的典範。江澤民認為他富於侵略性,不懂得團結大多數幹部,一起悶聲大發財的好處。上海各機關普遍認為他貌似雷厲風行,實則虛偽狡詐,綁架他們演煽情片的m角,實利留給八旗子弟,娛樂留給貧下中農,是之謂“討好兩頭,得罪中間”。(高新:《朱鎔基傳》,第97頁)朱鎔基也看清這些假土豪的組織度絕對值大於真土豪,所以聚斂的財富比真土豪更多,然而組織度為負值,因此名義上的黨羽實際上只會牆倒眾人推,正如他老自己當右派的時候,諒他們沒本事像教育胡耀邦的阿訇喇嘛一樣,搞一個上海獨立運動來報復,放過了這些嗷嗷叫的肉豬,怎麼對得起組織這麼多年的教育,尤其是反右運動期間,單位給他的現實教育。趙紫陽的倒臺突然空出了近十年未有的大批空椅子,刹那間把他和江澤民那點雞毛蒜皮的糾紛稀釋到接近於零的程度。他倆並肩跑步進京填空,從此不再提退休的事情。
朱鎔基在國務院成立了無數的小組,自任小組長。每一個小組負責一項任務,例如“清理三角債”或“品質品種效益”之類。他因此遭到的嘲笑,比1940年的蔣介石和2015年的習近平還要多,但嘲笑並不能妨礙他實現自己的目標,先架空再逼退李鵬、姚依林、田紀雲。鄧小平和陳雲的支持誠然必不可少,但老狼豈有免費贍養食草動物之理。李鵬的垮臺,跟他在1989年的表演關係不大。海外評論家幻想的開明不開明,在共產國際征服者心目中的分量,大致相當於領帶的顏色在上班族心目中的分量。李鵬的問題在於身為總理,卻解決不了財政問題,因為他在各機關的博弈當中,錯誤地選擇了“做土豪策略”。據說他企圖向上海和廣東要錢,被朱鎔基和葉選平頂回去以後,憤怒地到處宣傳中央不是叫花子,忘記了在解構者的小環境內,“尊重同儕”和“同情輸家”都不是美德。他既然選擇尊重朱鎔基的邊界,就不用指望鄧小平的同情。當然鄧小平斷定他的做法只可能出於軟弱,大概也是對的。
朱鎔基首先奪取了財政集權派的椅子,然後以今日之我反對昨日之我,連財政集權派的旗幟也據為己有了。可憐的李鵬落到了國民黨的下場,從反面證明朱鎔基的黨性成色足夠:國民黨就是因為愚蠢地堅持集權統一路線,被共產黨配合分裂分子推翻,然後發現勝利者沒收了自己的旗幟,反過來把自己打成分裂分子。鄧尼金失敗的原因比較接近國民黨,蘇聯卻沒有想到把烏克蘭獨立的帳賴到他頭上,不僅暴露了中心與邊緣、主人與苦力的層次差異,而且揭示了強大與高尚、軟弱與卑劣的隱秘聯繫。朱鎔基的勝利說明財政分配的路線本身並不重要,打土豪的策略才重要。他出於包衣的心理,並不在乎打誰的土豪。分稅制給各級機關提供了方便的藉口,可以在較小的範圍內,讓歷史不斷重新開始。王岐山宣稱:“你不能允許地方政府建立金融機構,因為地方政府沒有能力建立金融機構,它用財政預算還金融風險。”(龍志安:《朱鎔基傳》,第135頁)於是,這些機構就養成了不斷加快改名速度的良好習慣。比較晚近的名字叫城投公司,後來就叫ppp。
李鵬知趣地退居二線,把機關留給飛揚跋扈的萬能小組長。朱鎔基是從管理滿洲和上海國有資產起家的,非常清楚機關的特長在於搶劫日本和英美帝國主義的財產,然後順勢兼併為這些經濟命脈打雜的週邊小企業,從來沒有表現出自己創造財富的能力和願望。幾十年的時間足以將贓物消費和糟蹋殆盡,所以李鵬和姚依林才會退得這麼心甘情願,但朱鎔基樹立國企專家和財政專家的盛名,全靠在胡耀邦和趙紫陽提倡“有水快流”的時代,讓水流得比別人更快。他那麼擅長搶先擠掉橘子讓別人收拾,對收拾別人的爛攤子自然興趣不大。機關現在已經找不到可以搶劫的土豪,冒充土豪的消費習慣卻與日俱增,從節省無用開支和斷絕有害消耗兩方面考慮,都理應讓他們趕緊餓死。既然搶劫地主的貧下中農懂得怎樣在人民公社悄悄餓死,搶劫帝國主義的國企職工憑什麼不能表現出更高的覺悟呢?
經濟問題,歸根結蒂還是要把帝國主義騙回來才能解決。朱鎔基告訴他們:“到中國做生意很容易賺錢。我們知道很多的外資企業,是從外面進口原材料的,在中國加工,然後出口。在他們的經營管理中,往往把外國進口的原材料價格算得很高,而把出口的產品價格算得很低。因此在他們的帳面上,看來very low,實際我看他是make a copy,使我們不能收他很高的稅。不過這沒有關係,我們還是歡迎他來,我們不過少賺一點。”“我可以保證,到中國去投資,做生意,都能賺錢,如果不能賺錢,我可以幫你的忙!”(高新:《朱鎔基傳》,第143頁)騙回來以後,要不要再搶一次,最終解釋權在中央,包衣的歷史承諾沒有任何現實意義。“憤怒的外國債權人向王岐山抱怨說,朱鎔基關閉並宣佈廣信企業的破產是“非法的”⋯⋯王岐山向那幫人解釋說,廣信的破產,代表“信用翻過舊的一頁,掀開了新的一頁”。一些人不喜歡他們聽到的,另一些人則聽懂了。”(龍志安:《朱鎔基傳》,第128–129頁)
當然,帝國主義並不是布爾什維克可以隨意玩弄的傻瓜。歷史每一次重新開始,都會導致下一次輸入的相對技術層級降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降級,是朱鎔基親身經歷的。他在經委主持技術引進的時候,主要的問題是機關的技術部門怠惰低能,根本無法充分利用美國人的慷慨和粗心。他後來對這些部門的崩潰無動於衷,其實是有堅實依據的。當然後者不會忘記編造神話,聲稱如果不是朱鎔基破壞,他們本來可以如何如何,但朱鎔基可不是害怕譭謗的人。他就算對其他的事情一無所知,至少對機關大院的德性是瞭若指掌的。九十年代,難點就不一樣了。他得到的技術比八十年代還要落伍,制裁只是原因的一小部分。屌絲經濟獎勵偷工減料的快錢,其實正好體現了朱鎔基本人最擅長的財政策略。創造能力的枯竭,只能用搶劫和盜竊彌補。江澤民-朱鎔基時代既是軍備重振的轉捩點,又是匪諜部署的轉捩點。兩者不可能沒有統一策劃和長遠目標,李文和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後果暴露,要到計畫啟動一代人以後。
“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方面的人士犯了兩個過低估計的錯誤。第一,過低估計了美國自己的保密能力。據我所知,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的保密措施,根本就不可能洩露什麼機密,所以直到現在他們沒有能夠找出那位李文和博士洩露機密的證據,沒法起訴他,只好把他解雇了。我們不要忘記歷史,歷史上曾經有過這種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時期,在美國有過這種時期,在中國也有過這種時期。第二,過低估計了中國開發軍事技術的能力。中國人是很聰明、很勤奮的,許多華裔美國人的成就就證明了這一點。中國完全有能力開發任何的軍事技術,這僅僅是個時間問題。但是請記住,中國是最早聲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國家。我們已經停止了核子試驗,我們和美國已經簽訂了導彈互不瞄準的協定。我們為什麼還要冒政治上和道德上的風險去盜竊什麼人的軍事秘密呢?所以,所謂中國盜竊美國的軍事機密的問題,可以認為是一種天方夜譚。”(龍志安:《朱鎔基傳》,第332頁)
克林頓時代的美國,充滿了冷戰勝利者志得意滿的情緒。江澤民-朱鎔基政權力圖掩飾共產主義形象,冒充可以改造的威權主義國家。“我只想講一件事情,就是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最近訪問中國時,我告訴他一句話,我說:我參加爭取和保障人權運動的歷史比你早得多。她說:是嗎?表示她不同意我的意見。我就說:不是嗎?我說:我比你大十歲,當我冒著生命危險同國民黨政權做鬥爭,參加爭取中國的民主、自由、人權運動的時候,你還在上中學呢。我說我們在人權的觀點上很多是一致的,我在中學學習時就念了法國盧梭寫的《社會契約論》、《愛彌兒》、《懺悔錄》。人生而平等、天賦人權的觀念我早就知道⋯⋯後來我們在共產黨領導下一直進行著反對專制獨裁、反對反動政權侵犯人權的鬥爭,我們今天怎麼可能反過來去壓制人權?而且,只有我們才知道中國如何才能實現保障人權。”(龍志安:《朱鎔基傳》,第333頁)當然,策略不是依靠諸如此類的狡辯生效的。朱鎔基對江澤民的意義,接近陳光甫對蔣介石的意義。他們都深知交易雙方地位的不對等性,美國人可以說生意是生意,自己卻不能忘記生意是政治。
朱鎔基自認為年事已高,連中央委員都沒有混上,上海是他最後的機會,任滿以後很可能退休,該折騰別人的時候不好好折騰,難道等折騰不動以後再任人折騰不成?他認為上海幹部普遍油滑軟弱,江澤民更是機會主義者的典範。江澤民認為他富於侵略性,不懂得團結大多數幹部,一起悶聲大發財的好處。上海各機關普遍認為他貌似雷厲風行,實則虛偽狡詐,綁架他們演煽情片的m角,實利留給八旗子弟,娛樂留給貧下中農,是之謂“討好兩頭,得罪中間”。(高新:《朱鎔基傳》,第97頁)朱鎔基也看清這些假土豪的組織度絕對值大於真土豪,所以聚斂的財富比真土豪更多,然而組織度為負值,因此名義上的黨羽實際上只會牆倒眾人推,正如他老自己當右派的時候,諒他們沒本事像教育胡耀邦的阿訇喇嘛一樣,搞一個上海獨立運動來報復,放過了這些嗷嗷叫的肉豬,怎麼對得起組織這麼多年的教育,尤其是反右運動期間,單位給他的現實教育。趙紫陽的倒臺突然空出了近十年未有的大批空椅子,刹那間把他和江澤民那點雞毛蒜皮的糾紛稀釋到接近於零的程度。他倆並肩跑步進京填空,從此不再提退休的事情。
朱鎔基在國務院成立了無數的小組,自任小組長。每一個小組負責一項任務,例如“清理三角債”或“品質品種效益”之類。他因此遭到的嘲笑,比1940年的蔣介石和2015年的習近平還要多,但嘲笑並不能妨礙他實現自己的目標,先架空再逼退李鵬、姚依林、田紀雲。鄧小平和陳雲的支持誠然必不可少,但老狼豈有免費贍養食草動物之理。李鵬的垮臺,跟他在1989年的表演關係不大。海外評論家幻想的開明不開明,在共產國際征服者心目中的分量,大致相當於領帶的顏色在上班族心目中的分量。李鵬的問題在於身為總理,卻解決不了財政問題,因為他在各機關的博弈當中,錯誤地選擇了“做土豪策略”。據說他企圖向上海和廣東要錢,被朱鎔基和葉選平頂回去以後,憤怒地到處宣傳中央不是叫花子,忘記了在解構者的小環境內,“尊重同儕”和“同情輸家”都不是美德。他既然選擇尊重朱鎔基的邊界,就不用指望鄧小平的同情。當然鄧小平斷定他的做法只可能出於軟弱,大概也是對的。
朱鎔基首先奪取了財政集權派的椅子,然後以今日之我反對昨日之我,連財政集權派的旗幟也據為己有了。可憐的李鵬落到了國民黨的下場,從反面證明朱鎔基的黨性成色足夠:國民黨就是因為愚蠢地堅持集權統一路線,被共產黨配合分裂分子推翻,然後發現勝利者沒收了自己的旗幟,反過來把自己打成分裂分子。鄧尼金失敗的原因比較接近國民黨,蘇聯卻沒有想到把烏克蘭獨立的帳賴到他頭上,不僅暴露了中心與邊緣、主人與苦力的層次差異,而且揭示了強大與高尚、軟弱與卑劣的隱秘聯繫。朱鎔基的勝利說明財政分配的路線本身並不重要,打土豪的策略才重要。他出於包衣的心理,並不在乎打誰的土豪。分稅制給各級機關提供了方便的藉口,可以在較小的範圍內,讓歷史不斷重新開始。王岐山宣稱:“你不能允許地方政府建立金融機構,因為地方政府沒有能力建立金融機構,它用財政預算還金融風險。”(龍志安:《朱鎔基傳》,第135頁)於是,這些機構就養成了不斷加快改名速度的良好習慣。比較晚近的名字叫城投公司,後來就叫ppp。
李鵬知趣地退居二線,把機關留給飛揚跋扈的萬能小組長。朱鎔基是從管理滿洲和上海國有資產起家的,非常清楚機關的特長在於搶劫日本和英美帝國主義的財產,然後順勢兼併為這些經濟命脈打雜的週邊小企業,從來沒有表現出自己創造財富的能力和願望。幾十年的時間足以將贓物消費和糟蹋殆盡,所以李鵬和姚依林才會退得這麼心甘情願,但朱鎔基樹立國企專家和財政專家的盛名,全靠在胡耀邦和趙紫陽提倡“有水快流”的時代,讓水流得比別人更快。他那麼擅長搶先擠掉橘子讓別人收拾,對收拾別人的爛攤子自然興趣不大。機關現在已經找不到可以搶劫的土豪,冒充土豪的消費習慣卻與日俱增,從節省無用開支和斷絕有害消耗兩方面考慮,都理應讓他們趕緊餓死。既然搶劫地主的貧下中農懂得怎樣在人民公社悄悄餓死,搶劫帝國主義的國企職工憑什麼不能表現出更高的覺悟呢?
經濟問題,歸根結蒂還是要把帝國主義騙回來才能解決。朱鎔基告訴他們:“到中國做生意很容易賺錢。我們知道很多的外資企業,是從外面進口原材料的,在中國加工,然後出口。在他們的經營管理中,往往把外國進口的原材料價格算得很高,而把出口的產品價格算得很低。因此在他們的帳面上,看來very low,實際我看他是make a copy,使我們不能收他很高的稅。不過這沒有關係,我們還是歡迎他來,我們不過少賺一點。”“我可以保證,到中國去投資,做生意,都能賺錢,如果不能賺錢,我可以幫你的忙!”(高新:《朱鎔基傳》,第143頁)騙回來以後,要不要再搶一次,最終解釋權在中央,包衣的歷史承諾沒有任何現實意義。“憤怒的外國債權人向王岐山抱怨說,朱鎔基關閉並宣佈廣信企業的破產是“非法的”⋯⋯王岐山向那幫人解釋說,廣信的破產,代表“信用翻過舊的一頁,掀開了新的一頁”。一些人不喜歡他們聽到的,另一些人則聽懂了。”(龍志安:《朱鎔基傳》,第128–129頁)
當然,帝國主義並不是布爾什維克可以隨意玩弄的傻瓜。歷史每一次重新開始,都會導致下一次輸入的相對技術層級降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降級,是朱鎔基親身經歷的。他在經委主持技術引進的時候,主要的問題是機關的技術部門怠惰低能,根本無法充分利用美國人的慷慨和粗心。他後來對這些部門的崩潰無動於衷,其實是有堅實依據的。當然後者不會忘記編造神話,聲稱如果不是朱鎔基破壞,他們本來可以如何如何,但朱鎔基可不是害怕譭謗的人。他就算對其他的事情一無所知,至少對機關大院的德性是瞭若指掌的。九十年代,難點就不一樣了。他得到的技術比八十年代還要落伍,制裁只是原因的一小部分。屌絲經濟獎勵偷工減料的快錢,其實正好體現了朱鎔基本人最擅長的財政策略。創造能力的枯竭,只能用搶劫和盜竊彌補。江澤民-朱鎔基時代既是軍備重振的轉捩點,又是匪諜部署的轉捩點。兩者不可能沒有統一策劃和長遠目標,李文和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後果暴露,要到計畫啟動一代人以後。
“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方面的人士犯了兩個過低估計的錯誤。第一,過低估計了美國自己的保密能力。據我所知,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的保密措施,根本就不可能洩露什麼機密,所以直到現在他們沒有能夠找出那位李文和博士洩露機密的證據,沒法起訴他,只好把他解雇了。我們不要忘記歷史,歷史上曾經有過這種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時期,在美國有過這種時期,在中國也有過這種時期。第二,過低估計了中國開發軍事技術的能力。中國人是很聰明、很勤奮的,許多華裔美國人的成就就證明了這一點。中國完全有能力開發任何的軍事技術,這僅僅是個時間問題。但是請記住,中國是最早聲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國家。我們已經停止了核子試驗,我們和美國已經簽訂了導彈互不瞄準的協定。我們為什麼還要冒政治上和道德上的風險去盜竊什麼人的軍事秘密呢?所以,所謂中國盜竊美國的軍事機密的問題,可以認為是一種天方夜譚。”(龍志安:《朱鎔基傳》,第332頁)
克林頓時代的美國,充滿了冷戰勝利者志得意滿的情緒。江澤民-朱鎔基政權力圖掩飾共產主義形象,冒充可以改造的威權主義國家。“我只想講一件事情,就是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最近訪問中國時,我告訴他一句話,我說:我參加爭取和保障人權運動的歷史比你早得多。她說:是嗎?表示她不同意我的意見。我就說:不是嗎?我說:我比你大十歲,當我冒著生命危險同國民黨政權做鬥爭,參加爭取中國的民主、自由、人權運動的時候,你還在上中學呢。我說我們在人權的觀點上很多是一致的,我在中學學習時就念了法國盧梭寫的《社會契約論》、《愛彌兒》、《懺悔錄》。人生而平等、天賦人權的觀念我早就知道⋯⋯後來我們在共產黨領導下一直進行著反對專制獨裁、反對反動政權侵犯人權的鬥爭,我們今天怎麼可能反過來去壓制人權?而且,只有我們才知道中國如何才能實現保障人權。”(龍志安:《朱鎔基傳》,第333頁)當然,策略不是依靠諸如此類的狡辯生效的。朱鎔基對江澤民的意義,接近陳光甫對蔣介石的意義。他們都深知交易雙方地位的不對等性,美國人可以說生意是生意,自己卻不能忘記生意是政治。
對方猶如富家子,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取決於一念之間,然而同樣的交易,對自己卻是生死存亡的判決,無論如何都得陪著笑臉侍候。“美國現在對中國的出口施加了很大的限制,我看把我們排在不是倒數第一也是倒數第二了。因此,我們發射休斯公司的衛星也不批准它出口,我們氣象局需要美國的電腦也不出口。中美貿易平衡怎麼改善呢⋯⋯我想問一句:你們美國只要求向中國出口小麥,出口柑橘,好啊,我們這一次簽訂的農業協定不是為進口你們的小麥和柑橘打開大門了嗎?但是,女士們、先生們,中國人民靠吃小麥和柑橘就能活下去嗎?可以活下去,但是我們要活得更好。”(龍志安:《朱鎔基傳》,第338頁)世貿協定的達成,跟桐油借款一樣僥倖。摩根索和巴爾舍夫斯基都是在預備決裂的邊緣,因為極小的波動而高抬貴手。蔣介石抗戰前的勝利和抗戰後的失敗都基於此,而且後者就是前者的代價。美國人首先把蔣介石過度拔高成“保衛民主的基督教英雄”,然後發現自己上當受騙,又報復性地過度貶低為“反對民主的腐敗獨裁者”。江澤民-朱鎔基政權包裝和透支的“威權主義市場經濟學徒”形象,也要由他們的繼承人付帳,但朱鎔基本人不會在乎這些,因為包衣份內的工作已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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